发展战略对接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创新性政策。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地区，中拉要实现同步发展，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及中拉合作结构、能力不对称所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双方加深共识，从根本上缩小双方制度竞争力的差异，为实现各自比较优势和市场资源的便捷、合理对接提供机制化保障，最终形成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外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对外关系思想的核心理念，体现的是新兴大国的价值取向和战略纲领；“一带一路”、中拉整体合作等国际合作举措和模式是与此相应的“四梁八柱”，发挥着“先后有序，重点推进”的支撑作用；而推动中外发展战略对接则是战术导向和行动路径。显然，正确的战略和适时的政策须赖有效行动才能得以贯彻和实现。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提质升级必将聚焦于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之上。“发展战略对接”已正式成为中国政府对外提出的主要合作建议，甚至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所接受。

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会见阿根廷总统时，明确表示拉美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的自然延伸。6月，中巴产能合作基金正式启动，8月两国共同参与和达成《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合作纲要》这一全球首份专门文件，均显示出东西半球两大新兴经济体加快发展战略对接的步伐。

一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的逻辑

虽然中拉双方的现代化进程处于不同源头和国情背景，存在不小的差异，然而却有一个鲜明的共同之处，即二者均在内生动力和客观能力不充分、不成熟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之路，其发展轨迹和历次战略转型均带有显著的“外源性”特征，在根本上决定其世界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属性。时常为外力所牵动甚至“倒逼”的政策选择，往往由于时空条件的严重局限，令中国和拉美决策者脆弱而敏感，不得不在独立自主与拥抱全球化之间艰难地徘徊。

对于中国来说，要在年前后使万人口脱离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年前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脱离世界经济大循环，离开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利用，那是不可想象的。

拉美地区面临贫富分化严重、政治秩序失稳、利益冲突频发和社会关系紧张等一系列治理难题。拉美国家只能通过深度规划有序而明智的发展战略，加大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力度，主动地适应、利用乃至推进全球化，规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才能不断做大经济和社会的“蛋糕”，逐步缓和、解决上述失衡与冲突。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地区之一，中国与拉美必须正视百年未见的历史变局，直面未来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借此强化合作，才能完成各自的发展使命。

首先，外部发展环境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全球化的列车不再由发达国家来单独牵引，“南南合作”将成为新的动力源，中国和拉美须积极顺应这一全新趋势。年爆发于美欧发达国家的次债危机和债务危机，揭示战后70年来全球资本和技术的持续扩张已造成严重的体系性失衡和治理危机。一方面，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积重难返，内部改革举步维艰，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思潮兴起，对外开放和引领全球化的信心衰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逆动也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腾让出合作的机遇和空间，近年来一种“更多地由东方而非西方领导”“通过南南合作而非南北合作”的新型全球化呈加速之势。

其次，发展的“外源性”造成了经济的脆弱性，而应对之道是推进经济模式转换和产业结构调整，中拉在破解难题中必然走得更近。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需求和国际贸易，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迫使各经济体纷纷转向结构性改革，使得全球治理进入最深刻也最关键的“改革竞争期”。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赖产业结构的优化，逐步放弃和退出低端产业链，由传统制造业为主转向以创新为引领的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为主，增长的动力必然更多依赖内需而非外需，更多依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非要素规模的单纯扩张。拉美各国经济体量、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速率等与中国差别较大，但面临同样因外部需求萎缩而产生的改革压力，为此不少国家已开始规划和出台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案。这一趋势在客观上形成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机遇。

再次且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拉合作的结构、模式和参与群体渐显落后，难以适应双方发展的新变化、新动力、新要求，也造成中拉合作关系新的不平衡、不充分局面。中国和拉美要全面提升合作水平，实现跨越太平洋的经贸、金融、产能、资源、基础设施、科技、航天及海洋等领域的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已不能再局限于对单一合作领域进行政策和市场的“再平衡”，而必须共持新的合作理念，共商新的开放型战略构想，共建深入融合的改革与发展战略，形成制度性融合与深层互动，对市场、企业等经济主体作出及时回应，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

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或是“中拉产能合作3×3”新模式，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制造能力对全球经济复苏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一种拓展，旨在促进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从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反应上看，中国方案不附加政治条件，与拉美国家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规划形成衔接和互补，不仅更具可行性，而且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二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的

现实条件

对于中拉发展战略对接的可能性，应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深厚基础，二是双方深化务实合作应具备的市场条件，三是双方合作能力的改进。

（一）对接的基础：以贸易、基础设施为例

从贸易来看，中拉双边贸易额以年均20%以上的惊人速度持续增长。年，中拉贸易总额相当于年的近16倍。目前，拉美已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拉美地区主要出口产品的重要市场和诸多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城乡一体化、信息化、社会服务均等化等诸多发展目标远未完成，对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需求将是长期而强劲的，从而构成拉美能矿、农业、畜牧等优势产品的巨大外部市场。以农产品为例，中国虽是农业大国，但由于耕地面积有限、人均消费水平的上升和国内主要粮食品种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等综合因素，大量进口之势不可逆转。年，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对外依存度已达30.5%，在中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净进口10大来源国中，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分列第1、3、9位。

从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来看，中国在轻工、日用品、电子、机械设备等30类产品上具有明显的国际比较优势，而拉美市场对上述产品的输入份额则分居全球前三位。

从基础设施来看，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均处于欠发达水平，交通、能源和通信产业等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较大。CAF—拉美开发银行、经济合作组织（OECD）、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委会等多边机构以及区内国家均将此列为制约拉美国家的主要发展“瓶颈”之一，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对提升生产效率、改善营商环境、培育综合竞争力及增强社会包容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未来20年拉美地区基建投资规模需求约2万亿美元，其中48%将用于改善地区交通基础设施，25%将用于投资能源领域基建，20%将用于改造电信行业设施，7%将用于建设水利设施。目前，拉美国家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率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不足目标值的一半。

拉美各国政府通过各种双边、多边关系渠道积极探讨对华融资计划，希望借助中国推动和引领新一轮国际经济合作的有利机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多元化，加快工业化进程。中国则可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设备、施工能力等方面的优势，通过投资和工程承包等方式参与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拉美低成本、高起点地推进工业化进程，为其经济建设增加后劲。

（二）双方加速推进市场联动的基本条件

随着世界经济增速和增长极发生历史性的调整和变化，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深化互利合作将构成全球发展的前沿和亮点，中国和拉美地区加速构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发展命运共同体乃大势所趋。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渐成熟，中国已前所未有地增强了与拉美各国及区域合作机制的合作力度，而拉美方面对华合作的倾向也空前积极。至年初中国—拉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召开，中拉之间已初步形成双边、多边和整体“三位一体”的合作新局面。强劲的双边合作是中拉整体合作机制的重要基础，新生的拉共体将扮演协调对华全面合作基本方向与一致立场的关键角色。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随着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合作政策趋于保守消极，诸多拉美国家实施“转向太平洋”对外战略，强化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尤其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促进本国的贸易振兴和发展转型。

二是双方市场潜力的相互吸引。经济的根本动力来自市场，而决定市场走向的基本面来自需求。中国和拉美地区共有近20亿人口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互为大市场的前提条件是刚性的。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未来5年，中国进口总额将达到8万亿美元，利用外资总额将达到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亿美元，出境旅游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

三是双方既有合作制度探索创设了重要的前提条件。近年来，中国先后与智利（年）、秘鲁（年）、哥斯达黎加（年）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与哥伦比亚（年）签署启动双边自贸区协议官方联合可行性研究谅解备忘录。乌拉圭也显示了对华开展自贸区合作的积极意愿。年8月，中国与巴西签署了服务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年11月，中国与智利经过一年的谈判后签署了中智自贸区升级协议。

（三）中拉双方合作能力的改进

经过近40年的改革和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有了长足的提升，对外经济合作能力发生显著变化，其标志是从以商品贸易、劳务输出等简单服务贸易为基础，转向商品、技术、服务贸易与对外投资并举，从以吸引利用外资为主转为资本输出量持续攀高。年，中国首次成为资本净出口国。

年，中国对拉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39％。以贸易带动投资、以投资促进贸易结构的优化，已经成为中拉双方政府和企业界的共识。未来10年，中国对拉投资规模有望实现“翻番”，流向将更加宽泛，从能矿、农业向电力、交通、信息化等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业，以及现代物流、海洋经济等新兴领域转移、扩散。

中国对外合作能力的基础是超大型经济体的强劲实力，而这一实力正在被有意识地转化为主动合作的意识、引导合作进程的能力。反观拉美方面，拉美国家在华投资与技术合作比较少，而且拉美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制度局限使其难以保持合作规划的持续性；拉美地区各类多边合作机制仍处于内部建设的深化时期，即便是太平洋联盟等快速发展的次区域合作组织也尚未形成专门的对华合作政策，而拉共体迄今仍难以有效落实年初中拉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所确认的机制化合作文件。上述能力反差表明，中拉之间确实存在实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深层差异，这既使推进中拉发展战略对接存在现实困难，也标示出下一步中拉合作提质升级所应着力之处。

正视拉美国家的能力问题，需要深入分析和理解其成因。首先，现代拉美国家大多实行分权制民主政体，权力更替频繁，导致对外合作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系统规划性。其次，拉美国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奉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政策，较少采用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从深层次看，拉美民族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崇尚构成上述现象的强大基础，而复杂的社会利益结构与民粹主义的思想温床则加剧国家治理体系的松散化、脆弱性。再次，丰饶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相对安全的地理区位，养成拉美人民的文化意识中多“自足”而少“忧患”，顾“近前”而罔“长远”，重“保护”而缺“竞争”，对战略谋划缺乏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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