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中心主义，也称为“华夏中心观”、“天下观”，发源于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外交理念。自汉代以来，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朝贡体系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始终主导东亚国际体系，华夏中心主义始终是古代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华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明了其对中国当代外交的启示，显然不无意义。

先进的文明产生自我优越感和中心感

华夏中心主义认为中国无论在文化、地理还是政治方面都是世界的中心。华夏中心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背景，主要起源于地理上的中心主义。

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准低下，然而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凭藉地理条件上的巨大优势，发展起了农耕文明，使得生产力和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周边其他民族，率先摆脱了蒙昧状态。由此，华夏族在与周边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慢慢产生了自我优越感和自我中心意识。

在人类史上，先进的文明产生自我优越感和中心感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现象，无论是古希腊或是古罗马都曾将外族视作野蛮人，居于中原地区拥有较高生产力的华夏族自然而然的也产生了自我优越感和本位意识，甚至对域外其他民族产生居高临下的态度。《礼记》提出“北狄、南蛮、西戎、东夷”的说法，《孟子》中有“往中国而抚四”、“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言论。在华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里，华夏族聚居的区域被视为世界的中央，“中国”即中心之国、中央之国，较为偏远的周边各族则为“蛮夷”、“番夷”之列，两者之间存在著文化高下差异之分，但共同构成“天下”，中国皇帝因而称为“天子”。

自孔孟提出夷夏观，汉代儒家学说成为正统以降，建立在地理中心主义上的文化中心主义也成了华夏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夏”与“蛮夷”的对立实际上并非以不同的种族为划分基础，而是建立在文明或者说文化的高下之上。古代中国以“礼”作为分辨“夷”与“中国”的标准，尊奉周礼或归依儒家正统的夷者亦可视为华夏同类，否则便是夷。由此可以看出，华夏中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称之为中国的“传统民族主义”。

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主导古代东亚治理

“夷”在古代主要指东亚各国，华夷秩序，很大程度上是指华夏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东亚国际治理。中国是东亚 国家，古代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的东亚国际体系和秩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体系和秩序。所谓华夷秩序是指在华夏中心主义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以中原王朝为中心，存在于“中华”与“蛮夷”之间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华夷秩序从汉代起开始形成，到明清日臻完善。

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国际体系与西方主导下的条约体系、殖民体系等国际体系不同，中国主导东亚国际体系约年，靠的是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而不是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

（唐朝的万国来朝壁画）

“自古帝王君临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朱元璋《奉天讨元檄》），从汉代到明清，曾被纳入华夷秩序的国家数不胜数，从中亚到东北亚，从东南亚到南亚，甚至远至非洲东海岸的城邦国家也曾随郑和船队前来中国朝贡。各国派使臣带着贡品来中国朝贡，有些国家甚至国王亲自来中原拜见中国皇帝，而中国皇帝则对各国国王进行礼仪性的册封，以提供执政合法性。当藩属各国遭遇困难时，往往也会向中原王朝请求援助。清代时曾有“天子守在四夷”的外交战略，确定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称海外使者来中国为“万方来朝，输诚向化”。

朝贡体系的最终确立，使华夏中心主义的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统一起来。在这种体系之下，各国围绕着中原王朝运转，尤其是在中原王朝国力强盛的年代，这种体系大体都能维持国际上的和平。

中国从华夏中心主义出发，为华夷秩序提供了国际游戏规则，这就是周礼。唐家璿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明确说周礼是春秋时外交的“国际法”。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华夏中心主义是国人 位的共同的认同，是基本的世界观，“礼”是国家间的主要规范，包含了精神层面的“礼义”和制度层面的“礼制”，反映了儒家“礼治”思想在国际治理上的扩展。古代中国在周边区域主导的这套“国际法”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具有规范性，为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国际治理历史上的重要财富。

中国为古代东亚治理长期提供公共产品。至少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提供了朝贡贸易的制度安排。“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因而它们的统治在人民面前提高了。它们受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国的侵略，而且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由于朝贡，贡国从皇帝那里得到丰盛的赠品，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被允许与中国进行有利的贸易。”（王铁崖：《中国与国际法历史与当代》，年《中国国际法年刊》第18页）中国和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由于利益的相互吸引，“通过封赏和朝贡贸易，朝贡国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中国换来的不仅是他们对自己宗主地位的承认，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周边少数民族和邻国建立稳定的朝贡关系，中国获得了安定的周边环境，从而达到‘守在四夷’的政治目的。对于自古崇尚和平、安宁的中国人来说，利莫大于此。”（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第页）

二是促进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隋朝以前近年四分五裂，中华大地上的任何政权受此牵制，不可能大规模、有成效地拓展域外利益。实现国家统一后的隋朝，摆脱了前朝的种种牵制，得以集中国力拓展域外利益，使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恢复畅通。特别是大业五年（年），隋炀帝总领六军亲征吐谷浑，大隋拓地数千里。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隋炀帝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实行郡县制度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上述四郡的设立，标志着隋朝从吐谷浑手中夺得了当时通往西域的通道，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中国主导东亚国际体系时期，东亚各国政治实践留下了华夏中心主义的深刻印迹。古代中国以孔孟之道为价值标准，对事物的评价始终牢牢坚持着这个价值观原则：是否仁义。在漫长的价值观外交的历史上，古代中国曾多次扮演裁判者的角色——从突厥王朝的可汗人选，到番邦小国的是否遵礼，都在中央王朝的考核之中。

古代中国对外交往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在价值观外交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秦汉开始，朝鲜半岛各国、日本、越南就接受汉字为书写系统，接受儒学、汉语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吸纳中国思想文化。至隋唐以后，日本、高丽“文物礼乐，悉遵唐制”，东亚文化圈逐渐形成。东亚各国具有相似的政府组织形式、贡赋制度、法律思想与律令体系，都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都尊奉佛教。

华夏中心主义深深植根于早期东亚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成为东亚体系得以维系的深层原因。明代时，朝鲜统治者确定儒学治国为基本国策，“怀着一种在朝鲜建立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之信念，要在朝鲜建设所谓‘东周’”（（韩）郑容和：《从周边视角来看朝贡关系——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认识和利用》，载《国际政治研究》年第1期72-87页）。明朝灭亡后，李氏朝鲜自认是中华文明的继承者，视清朝为蛮夷，并希望产生以朝鲜为文明中心的、新的华夏治理秩序。德川幕府时的日本自认为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朝贡体系的、包括朝鲜和琉球等在内的“日本型华夷秩序观”；越南自独立以后常以“中华”、“华夏”自居，打着“以夏变夷”、“改土归流”的旗号出兵周边国家和地区，迫使柬埔寨国王接受汉姓并将夷名“柴棍”改名“嘉定”，甚至视中国为北朝、自称南朝，认为南北“各帝一方”。19世纪阮朝时的越南，受华夏中心主义影响，视欧洲人为蛮夷，在英国人请求定居、通商等时，阮世祖以“夏不杂夷”为理由拒绝。此“夏”已是越南自指。

古代中国在东亚治理中，努力尽到大国责任，使华夷秩序维系了约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大国创下如此外交纪录。由于中国的实力远大于该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统一强盛时，中国为该体系中的一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

例如，在历史上，中国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代价。唐朝、明朝和清朝曾先后三次应邀派军队入朝，与朝鲜军队共同抗击日本入侵。年6月，日本向新罗发起进攻，唐军不断增兵援助新罗，中日两国军队在白村江江口（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决战。此役日本大败。年和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派兵入侵朝鲜，明朝两次派遣军队入朝作战，丰臣秀吉战争期间死去，中朝军队在朝鲜南海海面与日军大战，将日军几乎全部歼灭。年，朝鲜为镇压农民起义请清政府出兵援助，日本则派出强大兵力企图攻占朝鲜，由此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40万陆军溃败，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和赔款。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延续了年的朝贡体系的破产，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体系的主导力量。

大国外交：警惕盲目自大和“面子工程”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华夏中心主义的地位和作用也逐渐为近代民族主义所取代。

我们既要看到华夏中心主义在历史上积极影响的一面：华夏中心主义通过华夏文化这一精神纽带将中华民族融合在一起，扩展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反映了中华民族异源同流的特点；华夏中心主义在民族危难之际能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华夏中心主义是中华民族自信的精神源流。我们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的一面。

华夏中心主义影响中国外交约年之久，即使中国早已进入现代社会，华夏中心主义早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我们仍不难发现其余波的影响，仍能从中感悟到其对中国当代外交的深刻启示：

坚持外交自信，警惕盲目自大。华夏中心主义为人所垢病的是这种思想带给中国人的自大意识，华夏中心主义思想本身来源于自我优越感，很容易带来一种盲目心理，特别是在与狂热的民族主义结合之后，自信很可能演变为自负，甚至盲目排外。

（《大清一统天下全图》，这张地图以中国为中心，印度洋被称为小西洋。年赠予美国纽约地理学会）

这种自大意识在近代曾被无限放大，有时显得尤为可笑，封闭古老的中华帝国早已被西方列强甩在身后而不自知，依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要看到，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不乏居高临下看待外国人民和外国事务的现象。例如，清末西方地理知识传入我国之前，国人一直认为世界是方形的，中原王朝的核心区域一直被认为是天下中心。利玛窦曾描述他在中国见到的一张地图，明帝国的省份画在地图中间，四周画出的海中分布着若干小岛，这些小岛代表着当时国人所知道的其他国家，而这些小岛全部加起来的面积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大，这清楚地反应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地理观念。

即使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些杰出人物，对外国的有些认知，也不乏盲目自大的现象。例如，所谓“西学中源”说就是认为西方文明乃是源自中国，是中国古时流传到西方而发展起来的。曾纪泽就认为欧洲的学问乃是由老子传过去的，因此才能从野蛮人变成今天的文明社会（曾纪泽：《使西日记》）。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一书中宣称：“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并指出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权、爱邻如己的社会风气、独尊上帝的宗教思想和机器设备的精良分别由墨家的兼爱、事鬼和《墨子》兵法等学说发展而来。康有为走得最远，公开宣称“外国全用孔子制”。“西学中源”说是一种经学术包装的自大意识。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国家持续崛起，特别是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中国社会在洋溢着自信、喜悦的同时，一些人亦随之滋生了盲目自大的民粹主义情绪，并日益由自信滑向自负，在舆论上片面夸大今天中国的成绩，无视中国仍然是全球 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与此同时，“美国吓尿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吓怕了”等，种种论调不断为这股情绪打鸡血。不论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是“中国全面超越美国”，都是高估今天中国的实力，为民粹民族主义浪潮推波助澜，不利于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

坚持做负责任的大国，警惕透支国力。历史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主导国家，尽大国责任，为保护朝鲜付出了巨大代价。年至年，在长达七年的抗日援朝战争中，中朝军民粉碎了丰臣秀吉吞并朝鲜的妄想。日军撤退后，中国援军也跟着撤退。这次抗日援朝战争，明朝损失至为惨重。《中国历代战争史》说：明朝 次援朝出兵人，损耗人；第二次援朝出兵人，损耗人；运往朝鲜之军粮，有记录可查者，达67万5千余石。又据《再造藩邦志》载：是役明朝征南北兵达22万5千余人，费粮银近万两，交易米豆银又费万两，实色木色银米10万石（《中朝关系通史》第页，吉林人民出版社）。这是历史上国与国之间，最标准的无私援助，中国将士的鲜血，洒遍朝鲜半岛，而一无所求。毫无疑问，明朝这次抗日援朝，严重透支了国力——“ 与明朝的灭亡实在大有关系”（王伯祥、宋云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第页，新星出版社）。努尔哈赤领导的统一的女真崛起，女真成为大明烦之又烦，却挥之不去的噩梦。对朝鲜而言，彻底失去了对女真的控制权，双方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后金（清）取代明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

坚持挣足面子和里子，警惕挣了面子输了里子。里子形象和面子形象的有机统一才可构成完整的国家形象，成功的外交应该是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然而隋朝外交好面子，却丢了里子。西域平定后，隋炀帝大肆招商，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免费招待，走时还要给予大量赏赐。大业六年（年）正月十五，他在洛阳端门盛陈百戏，迎接西域诸胡酋长，前后达一个月之久，音乐声传数十里，通宵达旦，费用无算。隋炀帝特颁圣旨，要求装点市容，店铺整齐划一，帷帐盛丽，人穿华服；卖菜的地方要铺上昂贵的龙须草编的席子，街道两边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诸国商贾经过，酒店老板要邀入进餐，吃饭喝酒不要钱，还要谎称：“我朝富裕，客人吃饭是向来不收钱的”，于是“胡客皆惊叹”（《资治通鉴·隋纪》卷）。但隋炀帝这般苦心造就的“面子工程”，终究还是被人看出破绽来。有些胡人看到街上的树木都用高级绸缎包裹，就说：“中原也有好多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布给他们做衣服，却用来缠树？”可见隋炀帝此举，无非是想向四邻夸功显富，炫耀政绩而已。但“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内之败”，如此滥赐横赏，最终还是要转嫁到百姓头上。

（作者曾任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驻苏里南共和国大使、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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