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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不知愁滋味，年轻什么都不怕。十一月开始我总算如期报名参加语言班学习。语言学校的学费是多荷兰盾（人民币），不过如果学生在一年时间内取得文凭，所以得学费就会如数奉还，至于为什么是一年我也无从考证，反正人云亦云，但是退学费是真实的。D村的语言学校据说是魔鬼式教育，一共分成三个阶段，绿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新闻）。当然那些需要录学考试的学生还要学习物理书，数学书和化学书，对我我这个国内大一以后来的学生，学校只要求绿黄白皮书。说真的年轻真的是记性好，绿皮书大概有40课课文，每课课文有-个单词，对于我们这些从小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来说不要太简单了，其实我当时觉得最难的是最后几篇课文单词翻译。一些英文单词我还不懂，因为当时语言学校的中国学生真的是太少了，所以翻译除了只有英文，阿拉伯文。我只好用两本字典荷英，英汉轮流找，有些人肯定要问，你怎么不会上网查呢，因为当时没有网络翻译文件，快易通也是年以后得产物。当时唯一中文输入软件还是南极星。再说说语言学校的同学，我那期一共有三个中国人，阿平，阿果和我。阿平是个三十岁的小老头，南京人，每天见面总是愁眉苦脸，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那么多烦心的事情。阿果是个北京小伙，年龄和我相仿，首都人总会有一种优越感，也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三人结为学习死党。学校里还有一帮印尼华人，还有几个土耳其人，其中有两人最后结为夫妻。当然整个学校的亮点是两个俄罗斯芭比娃娃，她们两人永远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唯一一次和她们的交集是我请她们抽红塔山香烟，其实我自己不抽烟，红塔山是从国内带来了，偶尔带在身边。最后那些红塔山跑哪里去了，我还真的忘了。绿皮书读的比较顺利，加上自己的小聪明，感觉老师考试35课后应该不会考太多，当然最后真的被我猜中，85分的成绩一次考过。考过了绿皮书时是圣诞前夕，开始学习黄皮书要等到一月底，所以中间空出一个月的时间。这时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在，打工。以前在国内大学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哪里想到读书还要自己打工养活自己，姐姐每个月给我块钱（人民币）的伙食费，当然周末姐姐回E村会带回一些熟食，这样每个星期一都会有过年的感觉，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没东西吃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是美食，特别让我难忘的是盒装葱油饼，偶尔姐姐会带一盒过来，那种香味现在还难忘，老婆现在买葱油饼一次是十盒，女儿和儿子和我抢着吃，直到女儿有一次听到我讲葱油饼情结色故事时，她沉默了。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造就了我的一种口味。一天姐姐问我找工作打工的事，也许因为有老爸给我的1马克，我并没有太多危机感，再说学习也真的太紧张了，所以还是想把语言学校文凭考下来再考虑打工的事。荷兰当年对学生政策是不允许学生打工，因为我们学生是没有工作许可的，即使是要打黑工，没有税号是不可能的。人往往会给自己找借口，不是我不努力，是政策不允许我打工。同一栋宿舍了住着个北京姑娘阿欢，我是通过阿果认识的，阿欢是个大大咧咧的女孩，据说有个荷兰男朋友，有个苏里南干妈，当年这种背景对我们来说是神人一个。也许是我比较可爱单纯，阿欢有天自己找我说，把她送报纸的活让给我，看看我要不要接。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把送报纸的活让给了阿果，毕竟睡觉对我来说是很幸福的事，如果每天一大早四点起床送报，我真的不能想象我能否吃得了这种苦。送报的活圣诞前都会挨家挨户的给客户拜年，客户也会对送报人一年的工作给与五毛到两元的小费，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欢后来非常不开心的和我投诉阿果没有把小费给她，毕竟她把报纸活让给阿果，然后也是她自己送了一年报纸的所得。两个人友谊的小船就这么打翻了，阿果在我的印象中也停留在一辆自行车驮着两个大报袋的背影。钱是好东西，它能载舟也能覆舟，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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