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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玉群教授，附文《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学渊先生：今匆忙一览大作《华夏语戎狄同源》，略知大义。先生阅书万卷，苦心研究数十载，硕果累累，不禁由衷叹服！以一个纯粹的外行，要全部读懂大作必如缘木求鱼。我从未涉猎过这个领域，但不揣冒昧想提两个浅薄的问题：
一、根据你的结论「华夏与戎狄同源」，从历史沿革和语音学角度来看，论据已经相当充分。但多是以单个辞语对照为依据的，以语句的、语言的沿袭的例子则十分稀少。而且，其中论及我们的母语篇幅极少，汉民族的语言来源反而不甚清楚，它的语言主干来自何方？最接近的语系是什么？很希望看到这方面的论述。
二、感到还缺少从「文字学」的角度的辩证分析。比如，华夏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以及此后的篆隶，与其他民族如蒙古文、女真文的发生于变革之间，有无承袭或互通的证据？以及为何出现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别？蒙文、藏文是属于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
答玉群教授，
谢谢你的回信，你的看法也会是许多别人的想法，必须认真作答。
首先我想说，基础汉字都是表义的符号，除中国人外，日本人、朝鲜人、琉球人、越南人都按自己的「音训」用汉字「会意」一两千年了。中华祖先造的数千个汉字实际都是「图」，那是因为汉语基础辞汇是单音节的，一音往往多义，所以不得不用图画来区别它们。
然而，包括阿尔泰（满、蒙、突厥）诸语在内的多数语言的多数辞汇是多音节的，拼音文字就可以大致准确地表达它们，中国现用的满文、蒙古文、维吾尔文都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文字。把满文和蒙文横过来，一位埃及朋友就能读出音来，但不明其意。一千几百年前，中亚突厥语民族皈依伊斯兰教，便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突厥语；蒙古高原上说突厥语的回鹘部落的识字人，又教会蒙古人使用这种所谓「回鹘文」；满文的阿拉伯文型态，又是从蒙古人那里再转手得来的。
蒙古人曾用汉字拼写《蒙古秘史》，藏人八思巴还发明过「八思巴蒙古文」。于今，外蒙已改用与俄文基本一致的西里尔文；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突厥语国家，早就采用拉丁文或西里尔文。阿拉伯文能被用来记载阿尔泰诸语，现代却被西方文字取代，那是因为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闪族文字）的元音不齐备，现用维吾尔文已作增记元音的改革。
由是可见，文字是可变的工具系统，而语言则是含某些不变成分的传承系统，人类群体经过迁徙和融合的万变，但其语言中若干词汇（特别是数词和族名）还会像血缘中的基因一样保留下来，它们就是语言中的基因，也就是我首先研究词汇的原因了。
譬如，泰语的数词与汉语大致一致，惟「二」为saang；若能忆及汉语之「双」，就可知泰语与汉语间还多有一线关系。反之，日本语和朝鲜语均有两套数词，一套与汉语和藏语非常一致，另一套则非常不同；实际上，前一套是在使用汉字作书面语言的时代接受的汉语音训，后一套则是其源生语言（日本称「和语」）中的数辞系统，所以汉、藏语与日、韩语只有接触层面上的关联，而无本质的联系。
你还说我的语言研究「以语句的、语言的沿袭的例子十分稀少」。但是我已经指出：我们能读到的上古文献，如《尚书》诸篇不少是在汉语在中原站稳脚跟，汉字系统大致发展完备后，那些知晓双语的人将以蒙古语流传的传说翻译成汉语，并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文章。如《禹贡》篇中的「华阳黑水惟梁州」和「黑水西河惟雍州」两句似乎并不难懂，但何为「黑水」却无人有知。读波斯拉施德所著蒙古史《史集》时，我得知元代蒙古人称黄河为「合剌沐涟」，所谓「合剌/Κара」即是蒙语的「黑」，因此我判定「黑水」即「黄河」，并将其作为《禹贡》原为蒙古语传说的一个依据。
谢谢你提出这些问题，我的研究结论也一定有缺陷，但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歪门邪道」，那是因为他们自己没有找到如何获取线索途径的缘故。
再谢，新年快乐
朱学渊
《禹贡》中的蒙古语成分
《禹贡》不似《尚书》其他各篇，记载的是大禹治水时走遍天下，所见到的中原的自然、地理、物产和居民。司马迁将其辑入《史记·夏本纪》，班固将其辑入《汉书·地理志》，许多人认为它是中国地理和历史的启端。然而，《禹贡》的若干千年不破的难点，还是我们识别上古中原语言的穴道。
“黑水”是蒙古语的“黄河”
《禹贡》把中原分成“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还说“华阳黑水惟梁州”和“黑水西河惟雍州”（“惟”即“为”），究竟“黑水”是哪一条河？很有争议。代表当今中国学术基本水准的《辞海·地理分册》说：
黑水所指，自来说法不一，有张掖河、党河（在今甘肃）、大通河（在今青海）等说。西河或河指今山西、陕西间的黄河。历史上，“西河”的确是指山西、陕西两省间自北向南的那段中游黄河。“东河”则是流经河南、山东的下游黄河，汉代郑玄释说“两河间曰冀州”（《史记》，第52页），即是说冀州是在“东”“西”两河之间，或者今天河北、山西两省的地面。这个关于“西河”的说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而“黑水”就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根本不可能是地区性的张掖河、党河、大通河。中国学者大多没有读过波斯经典《史集》，那是一本蒙古史，它是按蒙古语把黄河称为“合剌沐涟”（俄译ΚараМурэн）的，意即“黑河／黑水”；该书说黑水源自吐蕃，其实是说黄河源头在青海。因此《禹贡》说的“黑水西河惟雍州”，即上游黄河和西河之间的陕甘宁青四省地方。
禹贡九州13、14世纪间，蒙古伊利汗国统治波斯，犹太人医生兼学者拉施特担任宰相多年，他受命编修的蒙古民族的历史，就是后来的世界名著《史集》。法英德俄学者对《史集》进行了翻译和注释，其中以前苏联学者的成就最高，北京大学余大钧先生等将其由俄文转译成中文三卷四册，80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了“黑水就是黄河”的认识，“华阳黑水惟梁州”也因而释清。“华阳”并非仅指华山以南，而是泛指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和成都平原；而黄河河曲的甘南玛曲和川西若尔盖，离成都仅三四百公里而已。所以“华阳黑水惟梁州”就是从汉中和成都，西及黄河河曲的大片地方。这地区上古人类炽盛，三星堆文化就发生在成都平原。
“球琳”是蒙古语的“玉石／石头／赤老温”
上世纪，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年前的玉器，玉石产自西域，河西走廊所在的雍州是其输入孔道。《禹贡》说雍州“厥贡惟球琳”（“厥”即“其”），《夏本纪》作“贡璆琳”，顾颉刚取引孔安国的说法“璆、琳，皆玉名”（《史记》第65页，注十三），孔安国认为“璆”和“琳”是两个字，但都是“玉石”的意思。
辽宁“红山文化”出土的玉龙忽必烈命人编纂的《至元译语》是最早的蒙汉辞书，其“珍宝门”的“玉”字是“赤老温”（贾敬颜等《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古籍，第9页），也就是蒙古语的“石头”一字чулуун。因此，蒙古人名“赤老温”从义既可为“顽石”，亦可为“美玉”；而急读“赤老温”即是《魏书·官氏志》中的鲜卑姓氏“丘林／出连”，或是《禹贡》之“球琳”。
蒙古语也在变化，明代蒙汉辞书《华夷译语》《鞑靼译语》《登坛必究》中的“玉石”，已是“哈石／哈失／哈四”，它们可能是汉语“玉石”的变音，但元初蒙古语的“玉石”还是“赤老温”。《禹贡》之玉石为“球琳”，是夏语为蒙古语的直接证据。
“篚”是蒙古语的“织物”
《禹贡》六次出现“篚”字：兖州“厥篚织文”；青州“厥篚檿丝”；徐州“厥篚玄纤缟”；扬州“厥篚织贝”；荆州“厥篚玄纁”；豫州“厥篚纤纩”，即是冀梁雍以外六州均出产“篚”。但是孔安国释说“盛之于筐篚而贡焉”（《史记》第55页，注九），是把这些贡品解释为箩筐，理由无非是“篚”字上有“竹”头。但它若仅仅是竹编的箩筐，就没有贡品的价值了。
青州就是山东半岛，《尔雅》说“檿，山桑”（《史记》第56页，注十），就是胶东盛产的野生柞蚕，而“厥篚檿丝”是用柞丝织成的绸布，因此“篚”只能是“帛”的通假。于是其他几个“篚”字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解释：
“厥篚织文”是说夏代已经有了织花技术；徐州“厥篚玄纤缟”和荆州“厥篚玄纁”是说那里的绸是黑丝织成的；扬州“厥篚织贝”不是箩筐上编织贝壳，而是“厥帛织帛”。汉字的“帛／布”与蒙古语“织物／büs”一字同源，明代各种译语将这个蒙古字作“不施／博丝”。中古韵书说“篚”读“fei／府尾切／方尾切”，音同“匪”，但是从它与“帛”的关系来看，它是读bo或bei的。《禹贡》是用“篚”字来记载蒙古字“不施／博丝”的读音的。
“岛夷”是蒙古语民族的人种意识
“岛夷皮服”和“岛夷卉服”也是《禹贡》名句，是说冀州居民是穿兽皮的岛夷，扬州居民是披草卉的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了《禹贡》全篇，但将《岛夷》改成为《鸟夷》。汉字《鸟》有niao／diao两声，后者别义男器“屌”；“鸟／岛”二字形似而音通，我以为“岛夷”即是“鸟夷／屌夷”，是夏人对东夷的谑称。
上世纪学者顾颉刚、傅斯年等，已经洞悉东夷与女真都是崇拜鸟图腾的“鸟夷”。而突厥语民族称中原汉人“桃花石”，称东北女真“通古斯”，实质同为“九姓”；因此“九姓／女真／鸟夷”有几乎等价的意义。年后，说蒙古话的拓拔鲜卑内主中原，其史《魏书》将南朝桓玄、刘裕等人冠以“岛夷”列传，实质仍将南徙的汉人视为“鸟夷”。
《禹贡》将冀扬二州的东夷称为“岛夷”，《魏书》将中原汉人称为“岛夷”，是蒙古语民族将中原东部人类视同“鸟夷”的人种意识，也是《禹贡》本为蒙古语的又一证据。而《尚书·咸有一德》说“以有（吾）九有之师，爰革夏正”，就是自命“九有”（九国／九姓）的商族征服了夏族的历史。那些被“九姓”逐出中原的部落，自然会把中原视为“九姓／鸟夷”天下了。
结束语
夏朝，它的存在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考古发掘没有找到它的证据，而埃及、巴比伦、商、周都有铭文器物遗存。然而，人类文明的纪录不是千篇一律的，难道《禹贡》就不及一篇铭文吗？我指出《禹贡》的蒙古语成分，是证明它的“非伪性”；即它的一些令人不懂的内容是有蒙古语来头的，是说汉语的汉人编造不出来的。
蒙古，是成吉思汗令之成名的，但蒙古语不是他创发的，而是久已存在的，而且还是汉语的基石之一，譬如“申酉戌亥”就是蒙古语的“猴鸡狗猪”。遗憾的是，《禹贡》的“球琳”是玉石，与夏历的“申”是猴子一样，从来不是中国学术的线索。一旦发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学者更欣赏的是“孔夫子曰”或“孔安国说”，而不是几分钟就可从《蒙古译语》找到的答案。
戎狄语言是汉语的底蕴，它们已经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习常到了无敏无觉的程度，不会有谁去想“水”和“天”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但是“球琳”是蒙古语，却一定能激发学界对“夏语是蒙古语”的认同。我要继续推动这种认识，去告慰那些繁育了我们，却被我们鄙弃了的戎狄祖先。他们在史前已经为中华文明的发生奠定了基石。
年7月31日年2月11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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