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舍外的大街

6月4号，解除隔离的第一天。

早晨七点，酒店就把早餐送到了门口。与往常不同，今天的早餐格外丰盛。红烧肉类，炸土豆，炸火腿肠，饺子，包子，小炒菜，薄煎饼，吐司，水果沙拉，果汁，牛奶燕麦等等，涵盖了中餐和西餐，为什么呢？我们也百思不得其解。可能因为这是最后一顿了吧。

把未吃过的早餐用餐盒打包好，酒店前台便打来了电话。说我们可以下楼，有人来接。

初见林校长，一身干净利落的打扮，运动衬衣，深色牛仔裤，黑皮鞋，时时都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

今天是周五，是可以出行的日子。苏里南最新的防疫政策规定，一、三、五白天可以出门购买必需品，二、四和周末都完全封禁。

在我们装好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林校长说：对了，今天虽然可以出行，但新的政策说每辆车只能一人出行，所以一会儿如果看到警察你们就把头趴下。听完林校长的话，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是不是感觉有点像在做fai事，没关系啦，疫情期间是这样的”。

林校长是广东深圳人，来苏闯荡已经二三十年，用普通话和我们交流还是有些许地生硬。很多时候，我需要转个弯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恍惚好像回到了几年前在广州上学的日子。

汽车行驶十分钟左右，我们便到了苏里南卫生局，我们需要拿着过海关时的单子在这里办解除隔离的手续。

早晨八点的太阳，热辣非常，在太阳底下排队，可以说是一种折磨，然而这时我偏偏还没带伞。

排队一小时，手续10秒钟，不过就是签个字，盖个章。没有核酸检测，没有问询。

失落感是从回到宿舍时开始的。

坐在车里，帕拉马里博重要的几条街大概都在眼睛里过了一遍，只能说，十分想念秘鲁，想念过去熟悉的人，想念家人，想念祖国那些熟悉的地方。打开朋友圈，思念之情更甚。

眼前，是跨越年代的宿舍的陌生感，陌生的邻居，陌生肤色的街道上的行人。

正午，在师姐的介绍和带领下，步行去了几家中国超市换当地货币，买补给品。在疫情和政治的双重影响下，苏币已经跌倒了1:21，而在几年前，还是1:3，甚至比人民币贵。于是，本来打算换美金的我，只换了美金，即2苏元。当地人说，现在的经济很不稳定，可能今晚睡一晚，明天起来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我想起之前的一个秘鲁朋友，她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在拉美，不是人们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而是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可能今天银行里还存有几十万，明天早上起来，货币贬值就会使存款变成一堆废纸。所以他们大部分人得过且过，只管活好当下。

苏里南的菜市场很有意思，人们买菜不论斤，而是论个，论把，论“堆”？比如，芹菜15块钱一小把，西红柿25块钱一小堆。他们把类似辣椒和西红柿这样的菜按个头分配，在摊位上摆放整齐，买主只能一堆一堆地买。我第一次去买菜也极有意思，我用英语问“howmuch”，卖主只是荷兰语（或者夹着苏里南话口音的英语）一顿乱来，整得我一脸懵，半猜半比划终于搞清了价格，本来还想讲个价，看我正要说，卖主便一个劲儿地开始摆手“nobargain,nojudge”，好吧，只能认了，没有对比，也不知道买得便宜或贵。时间长了也许就好了。

在街上所遇大部分人都是黑人，可能来自印度，可能来自非洲，也可能来自印尼。今天便看到同样肤色的两个黑人，买卖东西时好像因为语言不通在大声地argue，我和同事都笑了，“没想到他们自己人都互相搞不懂”。

回到宿舍，林校长给我们带来了当地的特色食物，印度菜，咖喱鸡肉配薄煎饼。本来就不怎么吃禽类肉的我看到这餐食······只能辜负林校长了。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林校长给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苏里南华人的情况，中文教育情况，学校的情况，林校长还说要开车带我们去看大西洋，看两米长的海龟，林校长真是一个温柔的人。

我们的宿舍一共三层楼，第一、二层是学校的报社，第三层是老师们的住宿。

晚上和邻居们聊到很晚，邻居的宝贝过两岁生日，大家一起聊天，喝啤酒，吃蛋糕，喧嚣的失落感似乎变得平静了一些。

收拾好房间，这两年就“潜心学术”、好好做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