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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场疫情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世界将如何变化?突如其来并蔓延全球的新冠病毒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思考和争论。“高度肯定中国抗疫成绩没错，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则是极端错误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袁南生说，“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更是战略误判。”袁南生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大使、教授大使，先后担任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驻津巴布韦、苏里南大使，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回国后曾出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

在接受专访时，袁南生坦率地直面国内外的诸多热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历史证明，外交被民意所绑架，难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袁南生主张，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外交人士面对公众声音，既要了解和尊重民意，又不唯民意。

这位外交家认为，这次疫情将改变世界秩序，全球化一定程度上转向逆全球化，持续了数十年的中国战略机遇期转向一定程度的去中国化时期。

“走向冷战、中美脱钩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待观察，不可掉以轻心”，袁南生提醒要避免最坏的局面发生，“尤其要防止对美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要看到美国同自身相比仍在发展，并没有衰落。”

应对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处

马国川：目前尽管国内疫情趋于平复，但是由疫情引起的诸多话题仍然是社会舆论的焦点，其中之一就是病毒起源。一个流行广泛的说法是，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作为一名资深外交人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袁南生：不久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美国媒体“AXIOS”和“HBO”联合节目采访时表示，他反对传播导致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军事实验室的说法。他声明，传播这种理论是“疯狂的”，“这种猜测对谁都没有好处。这是非常有害的”，“最终，我们必须找到病毒最初来自哪里的答案。但这是科学家的工作，不是外交官的工作。”崔天凯是中国驻美大使，是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代表，他的表态当然是权威的。我赞同崔天凯的观点。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等都已表态，要找到病毒起源。不少国际政要也已表示，这次冠状病毒肺炎不能说过去就过去了，一定要查明来源。我们不妨静待结论出来。

马国川：现在国内不少人担心，病毒起源问题是否会和追责联系起来?事实上，现在国际社会确实有“追责”的声音。

袁南生：国际上没有因病毒起源和蔓延被追责的先例。埃博拉病毒起源于非洲，没有谁向非洲追责。“西班牙流感”席卷全球，感染了5亿多人，几千万人因此丧命，特朗普的爷爷也是因为这次流感而在年去世，年仅49岁。不少人一看“西班牙流感”这个名字，就以为起源地在西班牙，其实西班牙是替美国背了黑锅。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军营暴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感冒”，“零号病人”是一名美军厨师。美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军开到哪里，病毒就传到哪里，美国一分钱也没有赔偿。国际上有人鼓噪“追责”，有的是为了甩锅，有的是抹黑中国，有的是希望借此捞取利益。

马国川：其实，大多数国际人士都承认，作为第一个受到新冠病毒打击的国家，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

袁南生：是的。早在2月24日，也就是武汉封城一个月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说：中国为遏制病毒传播所作出的牺牲，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抗疫，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沉痛教训，中国和国际社会联手应对疫情，一方面与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另一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马国川：对于美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应对疫情的办法，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中有不少批评、质疑的声音，认为它们手段太软，应该向中国“抄作业”。

袁南生：持这种观点的，多数人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有的国家借鉴中国的做法，尽快取得抗疫斗争胜利。当然也有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国外抗疫情势，让人家“抄作业”。这同某些人对国外缺少了解有关，同这些年来虚骄自大之气的浸润有关。

应对疫情，中外各有其成功之处。中国有的经验，国外照搬不了;国外有的经验，中国也难以复制。不管哪个国家，应对疫情既要讲科学，也要讲国情。就像用餐，中国人习惯用筷子，西方人习惯用刀叉，印度人、非洲人、许多拉美人习惯直接用手，不能简单地说谁比谁好，这方面中外都不可能让彼此抄作业。

马国川：在您看来，应该如何客观评价其他国家的应对之策?

袁南生：评价别国应对得失，一是符合科学常识，二是符合当地实际。总之，我们不能依据我国自身做法和经验对外国抗疫评头品足，外国也不能依据他们的思想习惯对我国抗疫说三道四。

马国川：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现在许多国人对我们自己的抗疫成绩津津乐道，但也有人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

袁南生：高度肯定中国抗疫成绩没错，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幸灾乐祸则是极端错误的，预言这是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更是战略误判。有识之士担忧这次疫情将助长国内的民族主义，是有道理的。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是在迎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在搞单边主义。对中国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不加以防范，任其发展蔓延，国际社会很可能会因此而误认为中国也在追求“中国优先”。

了解民意，不唯民意

马国川：历史一再证明，极端民族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我们如何避免极端民族主义呢?

袁南生：一是要普及知识，重申常识，防止信息不对称，让人们了解更多历史。一些人滋生盲目的民族主义，同信息不对称、坐井观天是分不开的。例如，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漂然自大，到处高调“厉害了，我的国!”，这就可能出问题。其实，几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的第二大经济体。

按照著名世界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计算，公元元年中国GDP总量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时的印度包括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公元年明代时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近代中国被英国超过，直到年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GDP还是世界第二。年中国是世界第三(这是邹韬奋说的)，年下降为第四。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再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中国先后三次坐老二的位子：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一次是现在。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是要加强引导，改进思想方法，防止看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例如，把砸日本车简单地等同于爱国。

三是要守住底线。例如，对英国首相约翰逊被确诊为感染冠状病毒不应“点赞”，对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疫情大国、死亡数万人不应“恭喜”。

马国川：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现在许多民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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