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年3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RIEco）和《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组织召开“RIEco政策圆桌会”，就碳中和对中国及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转型的影响进行深入讨论。以下为经过发言人审定的观点汇总。导读：鉴于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理解，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碳中和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出，绿色转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张永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全球碳中和共识，标志着传统工业时代的落幕，一个新绿色发展时代的开启现在关于碳中和的讨论和研究非常多，总结一下大体有以下代表性观点。第一，乐观派。这派观点认为，碳中和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将传统化石能源转换成新能源也需要数十万亿元的投资，这些投资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增长。这个判断大体是成立的，但其中有些绿色凯恩斯主义和技术工程的思维成分，并没有真正揭示碳中和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技术上可行的设想是不是在经济上真正可行，还需要很多条件。第二，悲观派。这派认为，碳中和对中国来说压力太大了，现在中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总量近85%，要把这么大比重的化石能源替换掉是非常困难的。传统行业转型的困难当然不容回避，需要政府采取很多针对性的措施。一些学者则担心，现在提出碳中和目标会不会影响中国完成工业化进程。这种担心，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看待碳中和问题，没有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我看来，在碳中和问题上，经济学家可能要避免“叶公好龙”。一方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不用担心能源和资源枯竭的问题，因为市场会自动催生新能源、新资源等；另一方面，当年碳中和目标提出来后，他们又对市场没有信心，不相信市场会解决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质上就相当于说，假定年或年全球所有的化石能源将枯竭。在这个前提下，如何打造一个繁荣的新世界？如果这样看待碳中和问题，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悲观。第三，绿色工业文明派。这派认为，现在有大量新技术、新材料，包括碳捕获技术、环保技术、节能减排技术等，在不改变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技术进步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新技术就会解决环境问题。技术当然非常重要，但现在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技术，却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环境危机。尽管新的技术解决了老问题，但又会不断有新的问题冒出来。最典型的是能源行业的“杰文斯悖论”，人们以为蒸汽机应用以后能源效率大幅提高，会带来煤炭消费的下降，但实际上煤炭消费反而越来越大。办公自动化也面临类似情况，很多人以为办公自动化会降低纸张需求，实际上反倒刺激了纸张需求。技术诚然非常重要，但技术至上的观点，可能很难解决如今可持续发展的危机。现在强调技术和创新，但很多人把创新简单归结为技术创新，对包括发展理念的改变、组织模式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强调得相对较少。以上的代表性观点都各有可取之处。碳中和问题既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背后又有非常前沿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会存在观点分歧？假如一个问题有一二三四五个环节，分歧虽然可能只是呈现在第五个环节，但实际上要回到问题的逻辑起点，需要在第一环节上达成共识。因此，关于碳中和问题，可能需要从问题的逻辑起点开始进行深入讨论。中国提出年碳中和目标，表明了中国高层的政治决心。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市场预期，不管是挑战较大的行业还是新兴行业，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他们都接受了碳中和目标。市场预期的形成非常重要，因为有稳定预期，大家就会采取一致行动，很多预期就会自我实现。虽然现在还无法准确预见从现在到年的40年时间会出现哪些具体的技术，以及碳中和实现的具体路径会怎样。但鉴于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理解，我们有非常大的信心，碳中和是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大战略机遇，是对整个发展范式的重新定义和塑造。当然，挑战也是巨大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指出，绿色转型是一场生产生活方式的自我革命。一、中国提出碳中和的战略背景巢清尘（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首先还是要从科学上认识碳中和提出来的战略背景，它立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之上。自19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对温室气体影响大气温度开展理论研究，之后又陆续进行观测试验。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正式成立。30多年，通过汇聚全球数千位科学家对国际公开发表的文献评估，毫无疑义确认了气候变暖是真实的、毋庸置疑的，近百年来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是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刚刚过去的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前高了约1.2℃。《巴黎协定》规定，各缔约国应努力在21世纪末前将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2℃以内，并力争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之内。目前各国提出来的碳中和目标基本上是聚焦在实现1.5℃的路径上，但已有上升幅度与未来目标只有0.3℃的差距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排放力度，基本十年左右，到年左右全球温度上升就会达到1.5℃的警戒线。最重要的是升温以后的影响。有些文章（特别是对中国过去朝代的研究）认为，在温度高的时期似乎中国经济都是比较繁荣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比较片面，因为过去的农耕社会和现代化经济的社会完全不一样，遭受的气候变化影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当今的气候变暖在增速幅度上远远高于过去，生态系统、社会经济系统都将难以承受。同时现在的变暖是气候系统的整体变化，包括大气圈、水圈、冰冻圈、生态圈的各个要素都在发生变化，呈现频率和强度不断加速的变化。一个系统很难在短时间内较快适应。因此，需要全面、综合看待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问题。为什么全球温升目标从2℃不断地往1.5℃聚焦？2℃和1.5℃虽然只相差0.5℃，但对全球很多方面的影响差异是比较大的？举两个简单例子：1.5℃和2℃温升相比，北极出现夏季无海冰状况的概率将由每10年一次降低为每百年一次；21世纪末全球海平面上升幅度将降低0.1米，将使近万人口免受海平面上升的威胁。确定温控目标，除了科学考量外，还有政治考量，主要是提高全球行动的紧迫性。将全球温升目标设置成2℃，可能最终实现2.5℃或3℃；但如果将全球温升目标设置成1.5℃，从现在看实现的希望有限，但可能会是2℃。所以这就是科学和政治判断的综合抉择。全球减排压力巨大。现有分析表明，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二氧化碳减排的影响大约是7%左右。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在年2月26日发布的国家自主贡献初始报告表明，现实情况异常严峻，按照各国目前的进展情况，年全球碳排放只会比年下降0.5%。但如果按照IPCC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以内的要求，要实现该目标，年全球碳排放应该比年下降45%。因此，按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测算，未来十年全球二氧化碳每年排放至少要下降7.6%。可是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年，全年二氧化碳排放也不过仅仅下降了7%左右。再加上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以后二氧化碳排放反弹的压力，要实现未来十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每年至少下降7.6%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之所以不少国家在年陆续提出一系列“碳中和”相关目标，影响因素之一是即将于年底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COP26）。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COP26从年推迟到年。国际上对于COP26取得圆满成功可谓充满期待。大家的共识是新冠肺炎疫情好像是一只“黑天鹅”，但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一头“灰犀牛”，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共同努力的。如果不能很好应对，气候变化将来可能变成“灰犀牛”，会造成更为明显、影响更大的灾害。欧盟年以来提出了一系列绿色新政，美国拜登新政府也提出了气候政策。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很多行动的总体方向都是往绿色低碳不断发展。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合作的重要一方，需要寻找机遇，更好发挥引导作用，同时将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行动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第二大经济体，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张对全球的带动和引领作用非常明显。中国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既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需要，又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陈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技术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竞争的背景年IPCC发布1.5℃特别报告时，对于控制全球温升1.5℃目标有不少质疑和不认可的声音。短短两年后到了年，各国就纷纷对标全球1.5℃的目标要求，提出年碳中和的目标，似乎突然形成了全球碳中和热潮，其战略背景除了巣清尘主任从科学基础角度所详细解释的气候变化的挑战和风险之外，更需要跳出气候变化来看待碳中和问题。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战略背景是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当今全球需要一个目标来促成技术创新，到了催生一场新的技术革命的时候了。倒退十年，哪怕是提控制全球温升2℃目标，很多人都嗤之以鼻，认为不可能实现。年IPCC发布1.5℃特别报告时，很多人都觉得技术上根本做不到碳中和。但短短两年时间，随着技术进步，风能、太阳能成本大幅下降，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很多新技术露出曙光。虽然不是所有碳中和技术都已经是现成的了，但风能、太阳能成本下降的速度给了人们希望，其他一些研发中的关键技术，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望为碳中和目标提供强大技术支撑。不仅技术上可行，经济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使得技术和经济上都能够支撑碳中和目标，同时创造出新的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三个重要的战略背景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竞争。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nyongxia.com/gjxz/1860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