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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南生三国时期第四国的战略误判与自取灭亡

发布时间:2021/8/5 15:24:46   点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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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量力而行、顺力而为,是处理好对外关系的基础,量力既要要量对方之力,也要量自己之力,既不能高估或低估对方,也不能高估或低估自己,否则就不能保持战略清醒、战略淡定和战略耐心,把握好战略机遇。

三国时期其实不是“三国”而是“四国”。除了魏蜀吴三国,还有一个政权同时存在,那就是辽东,历史上被称作“燕国”。辽东政权是公孙度创立的,早年他也就是一个小官,后得到董卓赏识,成为辽东太守。辽东政权的架构,跟魏蜀吴三国一样,并且这个架构延续了48年之久。唯一的重大区别是,辽东政权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其君主没有称帝,但是也从未放弃过称王。

辽东政权位于现在的东北,在魏蜀吴三国逐鹿中原之时,辽东政权得益于地缘格局,躲在东北自立自强、称王称霸,日子过的有滋有润。三国时的辽东地区,广义上说应为四郡: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大致范围相当于现在的辽宁、吉林部分、朝鲜北部),周围有高句丽、东部鲜卑等政权。四郡地广人稀,魏蜀吴三国打得难分难解时,这里相对平静。辽东太守公孙度,祖籍襄平(今辽阳),能征善战,多年来东征高句丽,西伐乌桓,逐渐控制了四郡,成为辽东地区的实权派。魏太和二年(年),公孙渊从掌权多年的叔父公孙恭手中夺取政权,开始主政辽东。这时,曹魏与孙吴都在争取辽东,公孙渊本可以打一手好牌,可惜这位末代君主夜郎自大,做出严重的战略误判,不知韬光养晦,主动树敌,翻云覆雨,背信弃义,透支国力,在投棋布子上任性胡来,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招致国破身亡。

对吴国关系上下了一步毒棋

嘉禾元年(年)十月,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称藩于权,并献貂马”,向孙权奉表称臣,孙“大悦,加渊爵位”,“大赦天下”(《吴志·孙权传》)。公孙渊在表中极力拍孙权的马屁,并献上了貂皮、战马等物,孙权被忽悠懵了,误以为辽东成了自己的盟友,往后自己和魏国博弈又多了一颗棋子,而且战马缺乏的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嘉禾二年(公元年)三月,孙权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等官兵护送公孙渊的使者宿舒、孙综回辽东,同时,“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吴志·孙权传》),“立渊为燕王”(《魏志·孙公度传》)。这是孙权派往辽东最庞大的一个使团,使团的重要任务是封公孙渊为燕王,因此部队带了节旄、燕王印绶、符策、九锡等各种物品,还有很多用来任命官员用的银印、铜印等物。此外,孙权让使团带了大量金银珠宝顺便到辽东购买马匹。自从孙权和曹丕撕破脸皮后,东吴再也不能从北方买马,战马不断减少,骑兵队伍锐减,在攻城野战时逐渐处于劣势。

孙权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丞相顾雍认为,只要派几百名官兵护送宿舒、孙综回去就可以了。孙权不听,顾雍据理力争,长跪不起,最后孙权无奈,让卫士把他强行搀扶了出去。顾一边被拖着往外走,一边回过头大声地劝谏孙权。孙权异常烦恼,恨大臣们竟然没人能明白他的心思,于是他让侍卫把元老重臣张昭请来,说有话要对他说。张昭有一次因直言不讳触怒了孙权后,一直没有获准上朝觐见。这次大臣们纷纷反对孙权派兵去辽东,孙权无奈中想听听张昭的看法,希望在朝中素来威信很高的他能在关键时刻支持一下自己。

不久张昭来了,让孙权很郁闷的是,张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公孙渊是无耻小人,他怕魏国兴师问罪才向吴国求援。如果公孙渊突然改变主意,想讨好魏国,那么吴国的使者和将士们恐怕就凶多吉少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不是让天下人取笑吗?张昭原以为自己已经把道理说的很透彻了,孙权肯定会回心转意。可是孙听不进去,他反复和张争论,想说服张昭,但是张更加坚持自己的观点。孙非常生气,他腾地站起来,手握着刀柄怒气冲冲地瞪着张。张愣了一下,盯着孙权看了半天,突然哭了。已经78岁高龄的张昭说完自己的意见,孙权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孙把手中宝刀扔到地上,上前抱住张,两人哭在了一起……然而孙权还是让张昭失望了,他最终还是派张弥、许晏等人去了辽东。张昭愤而称病,不再上朝。孙权一气之下,让人用土堵住了张家大门,张昭驴脾气上来,让家丁从里面也用土把大门堵死,以示再也不出门。孙权彻底无语了。很快,他就知道了他和张昭之间谁对谁错。

东吴使团到辽东后,张弥、许晏、万泰、裴潜带着官兵前往襄平(今辽宁朝阳)觐见公孙渊,奉大帝孙权之命要封公孙渊为“燕王”。贺达、虞咨带着大部队停留在沓津,准备用金银珠宝买马。公孙渊得知东吴使团带了大量财宝,贪念顿生。他本来对吴国就不是真心投靠,现在他想的是既能得到吴国的财宝,又能讨好魏国。他派兵包围使者驻地,杀死了张弥、许晏、万泰、裴潜4位使者,多名官兵深陷重围只得投降,都被发配到了辽东边远郡县做奴隶。

吴帝孙权像(唐·阎立本《古帝王图》局部)

公孙渊忌惮贺达、虞咨带的兵马多,没敢直接攻取。他先派将军韩起统领三军进至沓津埋伏起来,然后让长史柳远设宴诱请贺达、虞咨,还派人驱赶着大量马匹到沓津,做出要和吴军交易的样子。贺达、虞咨起疑,只派了五六百人带着少量金银前往交易。韩起见状擂起战鼓,伏兵尽出,乱箭齐发,当场杀死吴兵多人,还有多人受伤落水而死。贺达、虞咨情知不妙,马上带兵突围,吴兵冲出重围后四散而逃。港口战船已被公孙渊控制,无法坐船回吴国了,很多吴兵逃到深山大谷中活活饿死,还有的无奈中又返回投降了公孙渊。

贺达、虞咨带着十几个人逃亡多日后向南进入了高句丽国,他们到了高句丽国都城丸都后,骗国王说自己是吴国派出的使者,船遇到了风暴倾覆了。高句丽国王信以为真,赠送给东吴上千张貂皮和其它特产,并派船送他们回到了东吴,从此高句丽和东吴开始友好往来。

公孙渊杀死吴国使臣,得到了海量财宝,兴奋之余,忙向魏国邀功。他派手下的西曹掾公孙珩,带着缴获的节仗、印绶、符策、九锡、官印等物,还有张弥等人的首级,前往洛阳,并上表给曹睿,详细讲述了斩杀吴国使者的经过,并附上了缴获的各种物品的清单。金银财宝的事,他一字未提。

公孙渊在表奏中对曹睿说:“逆贼孙权奸巧,擅自想封臣为伪王。臣不愿被权贼侮辱,所以替天行诛,现在臣还感觉气愤不已。”“臣的父亲康早年曾经杀过吴国使者,和权贼结下了仇怨,所以臣现在才欺骗权贼,并派使者到吴国引诱他们。权贼果然中计,竭尽所有,极力拉拢臣,授臣王爵之位,对臣礼敬周全,对待臣的使者宿舒、孙综也恩宠有加,吴国君臣上下,都为之欣喜异常。现在权贼的4名使者被我杀了,首级被传示万里,东吴部队被屠戮殆尽,血流津渚,如此的耻辱痛楚,权贼一定怨恨入骨,祈求上天保佑他为此愤怒悲伤而死!如果权贼侥幸不死,肯定会兴兵报仇,侵犯臣的辽东。陛下的徐州与权贼接近,如果明年有吴国船队向海门行驶,请陛下速速通知臣,臣好早做防备。”(见《魏志·公孙度传》)

孙权听了报告,惊怒不已,马上要亲领大军从海路攻打公孙渊,为死去的使臣和将士们报仇雪恨!辽东事变,是孙权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耻辱。孙权心中的愤怒、羞惭、痛苦,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只是由于部下力劝,才暂时打住。公孙渊一步毒棋,把孙吴变成了死敌。

对魏国关系上下了一步死棋

魏国是辽东的主要邻国,是东亚头号大国,辽魏关系,是辽东政权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能否处理好与魏国的关系,事关辽东的核心利益、生死存亡。但是,公孙渊不仅没有维护好辽魏关系这个大局,相反,他在经营辽魏关系时鼠目寸光、任性胡为,使辽魏关系进入了死胡同。辽东远在东北辽东半岛上,魏国忙于和吴蜀作战,对此鞭长莫及,一直对辽东采取拉拢的政策。然而公孙渊是个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的小人,他担心魏国迟早会出兵征讨自己,就玩起了“远交近攻”,不断派使者坐船到吴国和孙权联络。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魏国进攻他,他就求救于吴国,让吴国进攻魏国,这样魏国就无法专心征讨辽东,他也能继续作他的辽东土皇帝。

公孙渊是辽东四代君主中野心最大的一位。公元年,公孙渊即位时,他所面临的政治格局是,魏蜀吴逐鹿中原,蜀刘、孙吴联盟与曹魏形成了南北对峙,辽东偏安一方、脱身其外。历经三朝后,前人积累的国力和南北对峙的僵局,为公孙渊的野心膨胀提供了施展空间。他在孙吴与曹魏之间实行“挟两端”(《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名臣奏》)的策略,试图以平衡式外交在曹魏和孙吴之间渔利。平衡式外交本身没错,适度、巧妙地发展与东吴的关系来对冲辽魏关系,有其合理、必要之处,但不能损害跟主要邻国与东亚头号大国的关系。量力而行、顺力而为,是处理好对外关系的基础,量力既要要量对方之力,也要量自己之力,既不能高估或低估对方,也不能高估或低估自己,否则就不能保持战略清醒、战略淡定和战略耐心,把握好战略机遇。

东吴孙权想在曹魏背后插上一刀,利用北方的辽东势力,对其形成战略牵制。公孙渊对此加以利用可以理解,但不能玩过头。因为辽东和东吴之间的外交接触,肯定瞒不过曹魏。曹魏当然不愿意辽东脱离自己,更不能容忍辽东反叛,与蜀吴结盟对自己形成南北夹击。魏国当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祁山和淮南战场,尚无余力去处理辽东事务。因此,魏国对公孙氏主要采取安抚策略,对公孙家族不断予以加官晋爵。可是,对于一心要称王称霸的公孙渊来说,魏国的官爵早已满足不了他的野心了,他在魏吴两国之间无所顾忌地投机,那就无异于自取灭亡。

公孙渊与吴国暗通款曲,终于激怒了魏国,魏明帝于魏太和六年(年)下令出兵讨伐。魏军两路北征,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由海道进,幽州刺史王雄由陆路进。幽州兵少,陆路不能取胜。青州兵从海上到辽东,登陆后也无法长途奔袭,曹魏首征辽东失利。曹魏首征辽东的失败,一方面使公孙渊自我膨胀,一方面又使他惴惴不安。于是,他转向孙权上表称臣。吴嘉禾二年(年)三月,孙权派遣太常张弥等率大军万人,携带金宝珍货,赴辽东封赏公孙渊,赐其为燕王。孙权大张旗鼓地对公孙渊行封加赏,这个动作太大了,东吴远交近攻,拉燕国共同对付曹魏的意图也太明显了。公孙渊细想孙权的用意后,难免不出一身冷汗,这会不会把祸水引向我辽东啊!公孙渊翻脸比翻书还快,他竟派兵围取东吴使船,斩杀来使,悉没东吴兵资珍宝。并将张弥、许晏等首级,传送洛阳。上疏称,辽东对东吴展开了外交诱惑,将孙权引入了圈套,自己为曹魏建功不遗余力,肝脑涂地云云。当年冬十二月,魏国顺水推舟,拜公孙渊大司马,封乐浪公,成为唯一的异姓公爵。(见《魏志·公孙度传》)   

公孙渊

然而,公孙渊对曹魏的两面三刀,对东吴的背信弃义,使其信誉全失。《魏名臣奏》记载了当时魏中领军夏侯献的上表,对公孙渊的处境做了如下推断:“今外失吴援,内有胡寇,心知国家能从陆道,势不得不怀惶惧之心。因斯之时,宜遣使示以祸福。”其意是说,此时的辽东内忧外患,已完全失去了东吴的援助,曹魏完全可以跟他摊牌了。然而,志大才疏的公孙渊没有足够的智慧审时度势,对自己危机四伏的现实处境,毫无察觉,称王辽东之心,也始终未曾改变。魏派使臣到辽东,公孙渊竟口出恶言,百般羞辱。公孙渊的出尔反尔,叛服无常,终于使曹魏彻底失去了耐心。魏终下决心以武力解决辽东问题。 

景初元年(年),曹魏派幽州刺史丘俭,兵临城下,宣诏公孙渊去洛阳上朝。公孙渊心知这是魏对他下的最后通牒,他自恃辽东远阔,公孙氏三代四主的根基稳固,如此霸业,岂能拱手奉献于曹魏,于是硬着头皮迎战。公孙渊与丘俭会战于辽隧(辽宁海城西),魏军作战不利而败退。魏二征辽东失利。随即,公孙渊公然叛魏,在辽东自立为燕王,设置百官衙署,改元绍汉元年;又遣使招降鲜卑,并时常派兵出没于曹魏北方进行骚扰。   

史家认为,公孙渊没有意识到魏国真正的强大,魏国只要下定决心,与其决一死战,辽东就难以保全自己,惴惴小心如履薄冰尚恐不及,却胆敢夜郎自大,恃胜轻狂,终将招灭顶之灾。

对东亚关系上下了一步臭棋

公孙氏从祖辈公孙度开始经营辽东,到公孙渊篡夺叔父公孙恭职位,公孙一族一直视东北为私产,任意处分。公孙度曾把辽东郡分为辽东、辽中、辽西三郡,把北边的玄菟郡、东南的乐浪郡都划归自己,这样就有了五个郡,他又派柳毅跨海南征到山东,占领了东莱的几个县,封柳毅为营州刺史。建安十二年,曹操追讨袁绍之子袁尚、袁熙兄弟到辽东,公孙康设下“鸿门宴”,将袁尚兄弟一举擒拿,换取了曹操对辽东自立的认可,后来曹魏封公孙度为永宁乡侯,公孙度断然曰:“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表现对中原朝廷的不屑。不久他就建坛自立,摆上刘邦、刘秀的牌位,供奉到庙堂,举行只有天子才可以做的祭祀天地活动,追封了自己的父亲。他戴着只有皇帝才能戴的皇冠,坐着皇帝的专车,开始了雄霸一方的生活。对曹操给他的封号永宁乡侯置之不理。

野心膨胀的他自立为燕王后,竟联合鲜卑等攻打临近辽东的幽州等魏国北方领土,夫余国国土面积约二千里,跟高句丽一样大,但人口接近高句丽人口的三倍。在辽东郡的东北角,地处鲜卑和高句丽两个政权之间。公孙度搞和亲外交,以双方联姻的形式结盟。他找来自己家族中的宗女嫁给了夫余的大王尉仇台,自己成了夫余国的国丈。公孙度通过这个女婿国,来牵制鲜卑和高句丽。夫余的尉仇台也对得起公孙度,立刻归属了辽东。此时的公孙度威震海外,也震动了中原。海东不少政权,包括朝鲜半岛,尽数臣服了辽东。据说,连当时远在岛国的倭国女王,都向公孙度贡奉礼物。

公孙氏对中央朝廷桀骜不逊,而对海东诸国,竟俨然以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出现。从汉代起,辽东、乐浪诸郡就是以中原朝廷代表的身份,处理东夷各国的朝贡献纳事务。各国使者非有特殊身份与情况,不必跋涉千山万水到中国国都长安、洛阳,直接在此就近完成外交仪式。到了公孙氏掌权,则干脆断绝了东夷各国与中原朝廷往来的道路,完全让各国使者留在领内对自己进行朝贡,从而实际上将自己置于宗主国的地位上,这是明显犯忌、犯上作乱的举措。各国不明就里,依旧封贡不断。这极大地满足了公孙渊的虚荣心,殊不知翻船的日子就在眼前。

魏灭燕之战中,司马懿担任统帅。

公孙渊的狂悖乖张,让魏明帝忍无可忍。景初二年(年)春正月,魏明帝召见司马懿,令其领军第三次讨伐公孙渊。公孙渊得知司马懿率兵4万来攻,遣使向吴国求救。这一回,如果孙权出手帮他,他会真心接受。岂知为其背信弃义付出过惨痛代价的孙权,现在哪里还肯救他?但考虑到他毕竟是跟曹魏作战,所以嘴上应允,实则按兵不动,坐观其成败。六月,曹魏大军到达辽东前线。司马懿亲引主力北渡辽水,直扑襄平。数日以后,襄平被魏军攻破,公孙渊与其子公孙修及数百骑突围逃向东南,魏军紧追不舍,杀公孙渊父子于梁水(今辽宁太子河)之上。司马懿入襄平后,下令屠城,公孙氏政权中公卿以下官员全部被杀,武将毕盛等将官0余人,15岁以上兵民余人也悉数被杀。这是古襄平史上最为惨烈的一页。至此,辽东政权历经50年的统治,于公元年宣告结束。

外交必须讲诚信,治国必须戒虚荣,处世必须戒自大,经略必须戒盲动。可辽东政权的公孙渊,不该违背时却条条违背,哪有不食苦果之理?

作者简介

袁南生,小学没有毕业考上北大,是北京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大使。原外交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在3家企业先后工作过17年,在4所大学先后工作过15年,曾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第二把手)、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大使、中国驻苏里南共和国大使、中国驻美国旧金山大使衔总领事。年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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