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得到荷兰主人善待的印第安人，为了不让子女不像自己一样沦为奴隶，他们用这种植物的种子堕胎。”这句话出自十七世纪探险博物学家玛丽.梅丽安的《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这种植物指的是广泛种植在热带地区，包括我国南方的豆科植物金凤花。拉美地区的印第安人早就知道这种植物具有强烈的通经堕胎作用。也正因为如此，“金凤花”也常常作为一种武器，在整个十八世纪，被印第安妇女拿来反抗西方殖民者。这就使“金凤花”这种普通的植物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义。学者姜虹认为：“对女性奴隶来说，堕胎（甚至弑婴）与逃亡、自杀、怠工、造反一样，都是殖民地奴隶反征服的政治斗争方式，与计划生育关系不大。（《读书》年第3期，75页）西方奴隶制度的批判者们认为：“奴隶女性以拒绝生育报复奴隶主，让后代免遭奴役。”看来，“奴隶制的残暴导致了妇女丧失了连动物都有的母性本能，违背天性，毫无生育的欲望，甚至与接生婆密谋弑婴儿。”（《读书》年第3期，75页），不得不承认，在殖民扩张时期，不论是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女性还是被殖民地区的女性，都被迫地沦为工具。她们的身体被物化成为财产和工具。根据学者的调查，在殖民早期，大批的西方底层妇女被运到殖民地，目的是平衡欧洲殖民者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西方女性尚且如此，殖民地地区的女性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她们的身体更是沦为性工具和奴隶工具。在《植物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第页中记载：“欧洲男性想当然地认为可以恣意占有黑人女性，殖民地人口结构极为年轻化，殖民地的生活缺乏法律制约，以及最重要一点，殖民地的主要人口，都是暴躁的男性。”女性特别是殖民地女性不得不沦为奴隶主和其他欧洲人的性奴隶，即使她们有丈夫或是情人。此外，奴隶的生育问题也是殖民地经济得以运转的关键。没有一定数量的健康的奴隶，殖民地经济不可能繁荣稳定的发展。尤其是十八世纪，“随着奴隶贸易遭到越来越多的严厉批判，殖民者更加重视奴隶的生育”。（《读书》年第3期，74页）可是，奴隶们遭受的非人待遇，繁重的劳动、糟糕的生活条件，外加有意识的堕胎，都很容易让奴隶不孕不育，奴隶的人口增长率一直不高。为了摆脱世世代代受奴役的命运，殖民地女性想尽办法地去流产，去堕胎，这也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尽管看起来很残忍，但对于身处地狱的女奴隶来说，这就是她们为数不多的反抗手段之一，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沦为奴隶，她们也只能杀死自己的孩子，这也算是一种让人心酸的“母爱”。现在问题出现了，殖民地女性纷纷用金凤花来堕胎，欧洲奴隶主们也不愚蠢，他们难道发现不了吗？他们还真是发现不了。一是在殖民关系中，殖民地区的人民处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之中。为了守住自己的文化传统，奴隶和印第安人严守自己的医药知识，拒绝透露给殖民者。对于某些特殊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女性自身的疾病、治疗和生育的知识，通常仅限于女性之间传播”（《读书》年第3期，74页），比如说哪些植物能流产，能堕胎，则只能由本殖民本土女性和女奴隶掌握，其他人是接触不到的，而且这些知识是口耳相传，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为了获取这些秘密，殖民者有时候不得不采取“收买、乞求和盗取”等非正当的手段。二是殖民者们本身就有一种天然的“知识傲慢”。殖民者们对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充满了自信，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感。他们不屑于吸收殖民地区落后，原始的本土知识。他们将殖民地区的植物、动物带回母国，把它们放到欧洲的植物园和动物园里。然后，想当然地按照西方的“统一”、“分类”的原则进行归类和命名。在学者施宾格看来，“用拉丁文为全世界植物定名的做法，无异是一种语言帝国主义，体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扼杀了知识和文化的多样性。”（《读书》年第3期，74页）也正因为这种傲慢，即使十八世纪的学者梅里安发现了金凤花的种子可以堕胎，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女性用堕胎来进行防抗。但当时绝大多数的欧洲医生却认为这只不过是“非洲人放荡的本性。”没有对金凤花进行深入研究三是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差异，让欧洲医生很难直接参与到奴隶女性的生育实践和疾病治疗的过程中去，有学者研究发现，“她们通常在自己的小屋或种植园的”暖房“分娩，负责接生的也是奴隶女性，医生只有在难产的时候才出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女性对于自己的疾病也是三缄其口，她们倾向于自己解决问题。堕胎问题也属于此类。欧洲医生没办法参与进去，自然是什么都不知道。以上三点，客观上造成了欧洲殖民者的知识盲区。这也为殖民地女性的反抗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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