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为年7月26-28日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后发表于《历史人类学学刊》创刊号）

摘要

60年代以来，史学中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与此同时，人类学也出现了历史化的趋向。本文主要围绕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简要回顾两个学科互补发展的脉络和研究特点，并认为历史人类学这一研究视角有助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

一、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

勒高夫（JacquesLeGoff）在20世纪七十年代论述新史学时，曾经这样描述史学的一种可能前景：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勒高夫：40）。

勒高夫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理由，与年鉴学派的新史学理论倾向有关，年鉴学派除了史料的多元化之外，更关心整体的历史，或者说总体史的研究，勒高夫作为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认为“也许历史人类学作为扩大了范围的史学的代名词，能更好地表达这一愿望”（勒高夫：95）。

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诸多人类学辞典或者百科全书中，都难觅“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词条，而更多出现的是“历史与人类学（HistoryandAnthropology）”。在一些人类学家眼中，人类学研究从来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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