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摘要]马克思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批判了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部著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是马克思于年6月写成、7月发表的批判蒲鲁东的二卷本的《贫困的哲学》的一部经济学哲学著作。这部著作在批判蒲鲁东错误的经济学和哲学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比标志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成熟的观点。这部著作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部著作多次给予极高的评价:马克思在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马克思在年3月写的《卡·马克思关于〈贫困的哲学〉》这篇短文中说:“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年,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我们所以要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第一版已售完)是因为: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恩格斯在年10月发表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卡.马克思〈贫困的哲学〉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本书是年到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从马克思、恩格斯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可以看出,《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不仅不低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且远远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我国理论界十分重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的研究,出版了很多大部头的著作,这是完全应该和必要的,因为它是标志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的著作。但是,对《哲学的贫困》这部标志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第一部著作,相对说来,却研究得较少,也设有出版几本研究这部著作的专著,这不能说不是令人遗憾的。鉴于这种情况,本文以对这部著作中的思想做较为详尽具体的论述。

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批判蒲鲁东关于交换价值起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在年发表他的第一部理论著作《什么是财产》(中译本名为《什么是所有权》)。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著名论断。虽然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雅克·布里索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蒲鲁东却吹嘘这是他的重大发现,并因此而名噪一时。事实上,蒲鲁东当时尚未认真地研究过政治经济学,对财产即所有权的起源也没有进行解释。所以马克思在年1月24日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指出:“蒲鲁东甚至把它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一提的。”

年,蒲鲁东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阐述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研究方法。马克思年12月28日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和年7月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就是对蒲鲁东这本书的批判。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对交换价值的起源作了论证。他认为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没有说明交换价值的起源,只有他研究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就是这样产生的。蒲鲁东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他不是用生产形式说明交换形式,而是用人们的思想、意志来说明交换的起源。这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在原则上,没有产品的交换,只有参加生产的各种劳动的交换。产品的交换方式取决于生产力的交换方式。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个人交换也和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而这种生产方式又是和阶级对抗相适应的。因此,没有阶级对抗就不会有个人交换。”马克思用交换发展的历史阐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交换经历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在资本主义初期,不仅剩余产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是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了一切生产领域并取得统治地位以后,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在这个时期,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这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二)批判蒲鲁东关于分工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认为,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又抽象的范畴。所以它用人的思想来解释分工:一个人看到分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他就向别人建议实行分工。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范畴就能够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制度、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都必须用抽象的分工范畴来解释。人们只要好好地将抽象的分工范畴的含义加以研究,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所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无数影响了。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历史进程并不像蒲鲁东想象的那么简单、死板、绝对。德国为了建立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情况也各不相同;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那里则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这里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那里则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14、15世纪中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来说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性质,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纯用观念、抽象的分工范畴是很难推论出来的。

马克思认为,分工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特别是工具的发展水平。他指出:“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不相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马克思论述了行会制度、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分工各自的特点。他指出,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不是由立法者确定的,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基础。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一个例子足以说明,同一手艺的彼此分开的各个部门发展到完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场所,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手工作坊的地步。但是只要生产者和生产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行会制度下的分工就被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所代替。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机器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同样也引起机器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例如,过去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手工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絲和麻,东印度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总之,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一种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三)批判蒲鲁东关于货币起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认为,所有经济学家都没有研究和解决金银等贵金属成为货币的经济原因,只有他研究和解决了这个问题。蒲鲁东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指出,:“金银在一切商品中是价值已经达到构成的第一种商品”,“金银是最早的货币”。在宗法时期,金银作为交易对象出现,而且还一锭锭地互相交换,说明它们当时已经具有占统治地位的明显趋向并且比其他商品占有显著的优势。君主们逐渐地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章;经过君主们的神圣化以后金银就成了货币。这是用君主的权力和意志来说明货币的起源。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蒲鲁东首先把货币从现在的生产方式的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使它成为想象中的系列,即尚待发现的系列的第一个要素,那就已经预先假定了货币的存在。马克思认为,天然的金银并不是货币,因为货币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一系列交换行为的结果。“货币不是东西,而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把货币作为一种生产关系,从生产的需要出发才能说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指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的交换手段。法律只是事实上的公认。”蒲鲁东把贵金属成为货币归因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这完全是倒果为因,用历史唯心主义观点说明货币的起源。实际上,不是因为君主占有了金银,打上自己的印章使它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而是金银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占有了君主,让他盖上印章并授予政治上的神圣。马克思说:“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和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对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具体过程,商品生产者的关系的发展怎样具体导致了货币的产生,货币的产生经历了哪些阶段,货币的本质和功能是什么,这些问题马克思当时尚未深入研究和解决。他是后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在《-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深入而具体地阐明了这些问题的。

(四)批判蒲鲁东关于价值构成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从以前的经济学那里知道了商品是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的,但是他对商品价值的二重性的实质却一无所知。他把商品价值划分为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使用价值”,又称为“本身的价值”;另一个要素是“交换价值”,又称为“公议的价值”。蒲鲁东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表面化,并且把这个矛盾仅仅看成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他按照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的抽象公式,把使用价值叫做“正题”,把交换价值叫做“反题”,并且在二者之间寻找“合题”,以求得矛盾的解决。这个“合题”就是“构成价值”,“构成价值”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达成均衡和统一。只有一切商品都按比例生产出来,使供求关系完全达到平衡,使每一种商品都全部被交换所吸收,才能形成“构成价值”。因此,“构成价值”又称为“比例价值”。

蒲鲁东从“构成价值”得出如下的错误结论: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就是等价的,两个人的劳动就没有质的差别。在两个人的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就可以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由于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所以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他由此论证价值规律是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批判。他说:“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么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千万不要忽视,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而这种最低限额又是由竞争来规定。我们暂且假定没有竞争,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方法来规定为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最低额。”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迫使生产者出卖和两小时生产的产品时不能贵于花一小时所生产的产品。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所以价值规律不是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而是使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苦难越来越深重的规律。

蒲鲁东在价值构成上还有一个错误,这就是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他说:“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马克思这时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劳动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区分开,这里说的‘劳动价值’应该是指‘劳动力的价值’。——引者注)”马克思举例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一个缪伊(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1,公升)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就是说它的价值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繆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再如,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么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是即使如此,这种数量加倍的衣服支配一定劳动量的能力并不会降低一半,或者换句话说,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用劳动价值来确定商品的相对价值是和经济事实相抵触的。这是在循环论证中打转,这是用本身还需要确定的相对价值来确定相对价值。”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蒲鲁东的这个错误观点,来源于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上的混乱。他指出:“亚当·斯密有时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当做是价值尺度,有时却又把劳动价值当做价值尺度。李嘉图揭露了这个错误,清楚他表明了这两种衡量方法的差别。蒲鲁东先生加深了亚当·斯密的错误。亚当·斯密只是把这两个东西并列,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两者混而为一。”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它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的一个关键。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以完备的理论形式表述这个理论,但却已经准确地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的序言中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年的《哲学的贫困》和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

(五)批判蒲鲁东关于所有权的错误观点

蒲鲁东不了解所有权起源的经济原因,他从心理上和道德上寻找所有权起源的根源。他说:“地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不在经济范围之内: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对此,马克思予以严厉批判。他指出:“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了自己在了解地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极少关系,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这句话中包含了马克思给所有权下的一个定义,即所有权是“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所有权,封建阶级的所有权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他说:“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说,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是由若干要素或环节构成的,生产关系的各个要素或环节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所有权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要素或环节,它与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给所有权下定义,就必须把所有权同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其他要素或环节联系起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能把所有权从生产关系体系中抽取出来,把它同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割裂开来,作为独立的要素或环节,给所有权下定义。所以马克思说:“给资产阶级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蒲鲁东不了解生产关系的各个要素或环节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他把所有权作为脱离生产关系其他要素或环节的独立关系给它下定义,就必然陷入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正如马克思所说:“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我国学术理论界对马克思这段论述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这段话是说,“当谈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时,无非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不赞同这种观点。我认为,马克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各个要素或环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把所有权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孤立地加以理解。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顺着蒲鲁东谈到的经济范畴的顺序,对价值、货币、分工、竞争、垄断、税收、贸易、信用和所有权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畴作了分析和论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给资本主义所有权下定义,就必须联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要素或环节,说明所有权与生产关系的这些要素或环节之间的联系,才能作出正确的定义,而不是说资本主义所有权囊括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其他全部要素或环节,把资本主义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等同起来。

二、批判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阐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叙述和批判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以及蒲鲁东模仿和歪曲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构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错误的过程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一)对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模仿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所以马克思说,我们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其次是黑格尔,黑格尔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对蒲鲁东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起了重要作用。所以马克思剖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马克思在概括黑格尔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时指出:“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我国理论界有些人,甚至有些资深的著名学者,把这句话当做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并认为这里既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和斗争,又讲了两个相互矛盾方面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克服了所谓“斗争哲学”的片面性,是一种“和谐哲学”或“和谐辩证法”,并把这句话作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说这段话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哲学体系的方法的实质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呢?下面我们具体考察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对事物的理解是颠倒的,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怀抱里(正如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的)的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既然把任何一种生产都归结为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法,那就会自然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生产运动都是纯粹的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而纯粹理性的运动,正像黑格尔所做的那样,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范畴,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范畴又分裂为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这两个彼此矛盾的范畴又融合成一个新的合题,即新的范畴。从这种逻辑推演过程中,就产生出思想群,亦即范畴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范畴群也遵循辩证运动,每个范畴群也有一个与之矛盾的范畴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范畴群中产生出新的范畴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一样,从范畴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范畴群的系列,从范畴群系列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整个体系。黑格尔庞大的范畴体系就是这样通过范畴和范畴群的辩证运动构造出来的。

通过上面的简要考察,完全可以确信,马克思所说的“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这句话,是对黑格尔关于范畴的辩证运动及其构造体系的方法的概括,而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黑格尔和蒲鲁东既然忽略了生产的历史运动,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了,这些范畴无非是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产生出来的一些思想罢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这种只讲思想、理性、范畴的辩证运动、不讲历史过程本身的辩证运动的观点,绝对不可能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二)批判蒲鲁东对黑格尔构造体系方法的模仿和歪曲

下面我们考察蒲鲁东是怎样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即范畴的辩证运动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以及通过他的这种应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成了什么样子。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他认为:“应当作的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具体论述了奴隶制、分工、竞争、垄断、土地所有权等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表现。关于奴隶制,他认为奴隶制是同其他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马克思指出,这里说的奴隶制既不是古代的奴隶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而且“直接奴隶制”,即存在于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任务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关于竞争和垄断,马克思以嘲讽的语言做了说明:蒲鲁东告诉我们,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马克思对这种荒谬观点予以严厉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马克思以讥讽的方式说,如果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和黑格尔相比,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长处和短处是什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如何陷入尴尬的境地。马克思认为,他的长处是区分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是什么,以及如何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与此相应,他的短处则是由于它保存了经济范畴好的方面、消除了经济范畴坏的方面,就否定了范畴的矛盾,切断了范畴的矛盾运动,这就无法形成新的范畴。所以马克思指出:“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矛盾本性而自我安置和自相对置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激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蒲鲁东由于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就随心所欲地给经济范畴赋予某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他认为:“捐税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捐税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这样,蒲鲁东先生把所有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

由于蒲鲁东把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作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这样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和理性就不再有内在的生命,它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马克思指出:“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一定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运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却背叛了他。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和这些经济范畴在其中相互产生的次序是不相适应的。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那末,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适应的时间次序在其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末,他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它本身矛盾的历史。”蒲鲁东陷入矛盾的尴尬境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用观念和理性进行范畴的逻辑推演构建哲学体系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都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离开历史的客观进程单纯讲范畴的辩证运动的观点决不是马克思的观点。

(三)批判蒲鲁东颠倒现实的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先验主义错误观点

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的关系,是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构造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方法的理论基础。蒲鲁东不是把经济范畴看成是对生产关系的抽象反映,而是把生产关系看成永恒存在的经济范畴和观念的体现。因此他撇开现实的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头脑中构造经济范畴发展的历史顺序。他说:“人类的事实是人类观念的化身;所以,研究社会经济的规律就是讨论理性规律的学说,就是创造哲学。”蒲鲁东之所以持这种错误观点,是由于它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即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然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上帝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揭示了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方法的理论来源,指出这完全是照抄照搬黑格尔构造体系的思辨唯心主义的产物。马克思在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气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这种颠倒现实历史和范畴之间关系的做法,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是对资产阶级生活和资产阶级关系的肯定。他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找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

马克思在年1月24日致约·巴·施韦泽的信中说,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已经指出,蒲鲁东“由于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历来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这就表明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而且,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

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一步深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在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同时又在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上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更加准确、更加深刻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一)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人类社会是一个巨系统,包括许多要素,各要素之间有着复杂的联系。社会结构就是指组成人类社会的各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系。社会结构概念是从静态角度研究人类社会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一般从构成人类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研究社会结构;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对社会矛盾,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中,初步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他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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