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要查查辞典。根据昂利·贝尔和吕西安·费弗尔的建议，在使用历史语汇的关键词以前，总是多提几个问题为好：这些词从何而来？怎样流传至今？是否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在按照列举的顺序谈到资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三个词以前，我愿意遵守这项要求。我承认，这样做略嫌烦琐，但也不容规避。

读者应该知道，这是一项复杂的研究，下面的概括只说出研究结果的百分之一。每个文明，包括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以及曾想解决交换、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性问题和处理其争端的其他文明，都不得不创造一套特殊的语汇，而其中的词随后又不断改变意义。我们这里的三个词也逃不过这条规律。甚至三个词中资格最老的“资本”一词，也只是在年由18世纪法语国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杜尔哥使用后，才开始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含义(继理查·琼斯、李嘉图、西斯蒙第、洛贝尔图斯之后，特别在马克思之后)。

“资本”一词

资本(源自后期拉丁语caput一词，作“头部”讲)于12至13世纪出现，有“资金”“存货”“款项”或“生息本金”等含义。当时没有立即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论争主要涉及利息，经院神学家、伦理学家和法学家终于找到一条使自己心安理得的理由，据说是贷款人冒有风险。揭开现代序幕的意大利是这场论争的中心。资本一词正是在意大利被创造，被驯化和逐渐成熟的。它于年肯定已经问世，于年以商行资本的含义出现。在14世纪已普遍使用，见诸乔伐尼·维拉尼、薄伽丘、多纳托·维吕迪的作品中。年2月20日，弗朗赛斯科·达蒂尼从普拉托写信给他的一位客户：“当然，如果您愿买些天鹅绒或呢绒，您得先就资本和利润作出担保，其余则悉听尊便。”资本一词及其确指的实在可在锡耶纳的圣贝纳迪诺(—)的布道词中见到“这种繁衍不息的赚钱手段，我们通常称之为资本”。

该词含义逐渐发展为某家商号或某个商人的资金，意大利往往还用corpo一词，即是“本钱”，16世纪的里昂也用corps一词。经过长期而混乱的论争，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脑袋(capitale)终究比躯干(corpo、corps)稍胜一筹。资本一词于是从意大利出发，接着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广为传播，最后到达法国，在那里与caput的其他派生词chatel、cheptel、cabal等发生冲突。巴汝奇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本(cabal)，利息之类且不必顾及”。总之，capital(资本)一词已收人让·尼古的《法语宝鉴》(年)。但我们不要以为该词的含义在当时已经确定。它被一大堆与它竞争的词所淹没：sort(债务)、richesse(财富)、facultés(财力)、argent(金钱)、valeur(价值)、fonds(资金)、biens(财产)、pécunes(银钱)、principal(本金)、avoir(资产)、patrimoine(祖产)，凡在我们期待capital一词露面的地方，以上这些词往往都能取代它。

“资金”(fonds)一词曾长期大出风头。拉封登在他的墓志铭中说：“约翰赤条条来光身子去，连本带利吃光用光。”我们至今使用这样的词组：preterafondsperdus(没有希望收回本金的借款)。我们读到以下的话，并不感到奇怪：马赛的一条船在热那亚“提取比亚斯特作为前往勒旺地区的资金”(年)；忙于清账的商人只需“把他出借的资金收回”(年)。相反，维隆·德·福尔邦奈于年写道：“唯有能在眼下坐得收益的资金才称得上是财富”，这里不用资本(capital)而用财富(richesse)，我们觉得并不恰当(这在下文中再作说明)。其他的表达方式更出人意外：一份有关英国的文件(年)认为，“该国的土地和其他资金的固有价值尚有6亿”(指6亿英镑，与格里高利·金提出的数字大致相同)。杜尔哥于年提到“各种企业中的流动垫款”，换了我们，必定会说是可变资本或流动资金。在杜尔哥那里，垫款一词(avances)带有“投资”的含义：这里未用资本一词，却包含它的现代概念。有趣的是，萨瓦里·台布吕斯龙年版《辞典》关于商行的词条曾谈到它们的资金(fondscapitaux)。资本(capital)一词在这里被用作修饰语。该词组当然不是萨瓦里的发明。40多年前，商事院的一份文件说：“印度公司的资金高达1亿万里佛”。但几乎在同期(年)，阿布维尔的商人旺洛贝老大因他的船只“洛林查理号”失事，在书信中估计说，损失“占资本的一半以上”。

随着其他用词的地位逐渐削弱，资本一词终于被公众接受，这里所说的地位削弱意味着概念更新，用米歇尔·福柯的说法，叫做“知识的断裂”。孔狄亚克(年)说得更简单：“每门科学都需要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因为每门科学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研究科学似乎应从创造独特的语汇开始；但人总是要先说话和先写作，语汇留待以后创造。”古典经济学家们去世已经很久，他们信手拈来的说法至今还有人在使用。让-巴蒂斯特·萨伊谈到(年)，财富(richesse)一词是个“至今没有正确定义的术语”，但他也照用不误。西斯蒙第毫无保留地使用“土地财富”、“国民财富”、“贸易财富”等术语，“贸易财富”甚至是他第一篇论文的标题。

然而，资本一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福尔邦奈曾用过“生产资本”的说法；魁奈曾经断言：“任何资本都是生产工具”。在日常用语里，已开始有形象的用法：“伏尔泰先生自从到巴黎后，不惜动用资本”，就是说，一味拼体力消耗；特隆香大夫在名作家去世前几个月，即在年2月，曾正确指出，他的朋友们到是“希望他仅靠利息生活”，换句话说，要他量力而行。二十年后，在拿破仑远征意大利期间，一名俄国领事在思考革命法国异乎寻常的局势时说：法国“用自己的资本打仗”，而敌方却仅仅“用收益”作战(我已引用过这段话)！人们将注意到，在这明晰的判断中，资本一词确指的是国家财富和民族遗产，而不是一笔钱、一笔债款或一笔商业资金，这类传统含义在克雷斯潘的《三语言宝鉴》(年)、富尔吉埃尔的《万有辞典》(年)、年版《百科全书》或《法兰西学士院辞典》(年)都可找到。但这些含义是与人们一直不假思索就接受的货币价值概念相联系的。用生产性货币和劳动价值的概念取代货币的价值概念将需要很长时间。但在上面引证的福尔邦奈和魁奈的话里，已能看到这层含义；莫雷莱(年)曾对闲散资本和能动资本作过区分；杜尔哥更进一步认为，资本不单纯是货币。再往前一步，我们就遇到“马克思赋予该词的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含义：资本就是生产资料”。我们暂且在尚不确定的界线上停下来，关于这条界线，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资本家

资本家(capitaliste)一词大概产生于17世纪中叶。《荷兰信使报》在年曾用过一次，年又用了一次。“法国的一份备忘录于年指出，联合省三级会议制订的新税则把“资本家”同其他人作出区分，前者须纳税3弗罗林，后者付30苏。让-雅克·卢梭于年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我既非贵族又非资本家，并且安贫乐道。”可见资本家一词早已众所周知。但在《百科全书》里，该词仅作为形容词出现。作为名词，它的竞争对手委实很多。确指富人有成百种说法：有钱人、大户、阔佬、趁钱的、百万富翁、新富人、交大运的(虽然喜欢对用词挑剔的人拒不接受最后一词)。安娜女王在位时的英国，辉格党人都很富有，人们称他们是“财主”(monneyedmen)。所有这些词都带有一点贬义：魁奈于年曾谈到“目无君主和国家”的“大富翁”。莫雷莱认为，资本家在社会中构成一个集团，一个范畴，几乎一个独立的阶级。

“大富翁”是18世纪下半叶资本家一词的狭义，它确指公共债券、有价证券或现金投资的拥有者。一家投资主要来自巴黎的船运公司于年把公司本部设在首都的科克隆街，翁弗勒尔的有关人员得到解释说，因为“寓居巴黎的资本家觉得公司以设在身边可供随时察看为好”。一位在海牙的那不勒斯经纪人(用法文)写信(年2月7日)给政府说：“战争的胜败难以逆料，该国的资本家们很不情愿拿钱去冒险”，这里说的是俄土战争。未来的制宪议会议员马鲁埃于年想到，荷兰人在圭亚那建立苏里南殖民地时，曾对营造商和资本家作了区分：前者在当地规划种植园和排灌沟渠，他们“接着同欧洲的资本家联系，请他们提供资金合伙经营”。

资本家逐渐等于是贷款人和出资者。年法国有一篇杂文，其标题是：《关于英国债务向资本家进一言》：借钱给英国人当然首先是商人的事。年7月，法国曾提到给商人经营批发业务充分自由的问题。由于巴黎警察总监萨亭的反对，巴黎例外地未能实行这项措施。据说，不然的话，首都就会被“置于大批资本家的贪欲之下，他们将囤积居奇，使巴黎的供应脱离警察当局的监督”。由此可见，资本家一词已经声名狼藉，确指那些不但有钱，而且还想用钱挣得更多钱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在米兰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把地主同“动产拥有者或资本家”作了区分。年，德拉吉尼昂司法区的几份陈情书对资本家颇有抱怨，声称“那些把钱装进口袋的人”逃避了纳税。结果是：“该省的大地主把他们祖产卖掉，换作资本，从而不但不再纳付巨额地产税，而且毫无顾忌地以5％的利率放款。”年洛林的情况恰好相反，据一位见证人说：“大部分土地为一些巴黎居民所有：其中有些土地由资本家不久前购进；他们的投机活动转到了这个省，因为同土地收益相比，这里的地价最为便宜。”

人们对资本家可见从未有过友好的口吻。马拉早在年已经措辞激烈，他甚至说：“在商业国家里，资本家、食利者几乎都与包税人、金融家和投机商同流合污。”随着革命到来，调门提得更高。年11月25日，库斯丁伯爵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声色俱厉地说：“议会业已推毁了形形式式的贵族，难道它将对资本家让步吗？在这些人看来，凡能积累财富的地方，便是他们的祖国。”康蓬年8月24日在国民公会的讲话更加直截了当：“所有倒腾银钱的老财目前正在与共和国决一死战，力阻其巩固。因此，为了建立自由制度，必须消灭这伙破坏公共信贷的坏蛋。”这里没有出现资本家一词，显然因为康蓬想用一个更带贬意的用语。大家知道，金融家最初曾拥护革命，接着受到革命的意外打击，最后又摆脱了困境。因此，流亡中的里瓦罗尔狂怒之下竟然写道：“六万名资本家和多如虫蚁的投机者决定了革命的命运。”这显然是对年革命的一种草率和随意的解释。可以看到，资本家一词并不确指企业主和投资者。同资本一样，资本家一词仍与金钱、财富的概念相联系。

资本主义：一个新近出现的词

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是三个词中最值得讨论的词，但它也是最抽象的词(没有另外二词，该词能否存在还成问题)，更是历史学家和词汇学家拼命追查的对象。多扎提到，资本主义一词出现在《百科全书》(年)，但其含义十分特别：“富人的地位”。这个说法似乎有毛病，因为引文的出处至今无从找到。该词见诸J.-B.里沙尔的《法语新辞典》(年版)。大概是路易·勃朗在与巴师夏的论战中赋予资本主义一词以新的含义；他写道：“我所说的资本主义，是指一些人在排斥另一些人的情况下占有资本。”但该词在当时很少被使用。蒲鲁东曾用过几次，而且用得完全正确。他写道：“土地依旧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并为此作了长篇论证。他为该词下了极其妥帖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作为收人来源的资本一般说来不属于通过自己劳动使资本发挥效用的人。”但在十年以后，即在年，马克思还从未用过资本主义一词。

其实，只是到本世纪初，该词才作为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在政治论争中猛然冒了出来。自从威纳尔·桑巴特的杰出著作《论现代资本主义》(年第一版)发表后，该词在科学界就走红了。尽管马克思自己从未用过，该词却相当自然地被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以致人们常说：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是《资本论》的作者为社会划分的几个重大阶段。

资本主义是一个政治术语，这也许正是它交上好运的奥秘所在。它长期受到本世纪初的经济学家夏尔·吉德、坎瓦斯、马歇尔、塞利格曼或卡塞尔的排斥，只是到年的大战结束后，才在《政治科学辞典》出现，到年才列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条目；到年才被吸收进《法兰西学士院辞典》，带着一个怪癖的定义：“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整体”。年的新定义只是略为好些：“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生产资料归私人或私营公司所有。”

其实，自从本世纪初和年俄国革命以来，该词不断在增加新的含义，因而它使太多的人感到为难。杰出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主张予以绝对排斥，他说：“在所有以主义结尾的词中，资本主义一词最容易招惹是非。它的含义和定义是如此混杂，因而一切懂得自重的学者应该把它同帝国主义一起从词汇中摈弃。”吕西安·费弗尔也认为该词已用得太滥，主张把它取消。如果我们听从这些合理的建议，取消该词当然未尝不可，但是真的取消了以后，我们立即会感到缺憾。安德鲁·松费尔特(年)说得对，“继续使用该词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一个更好的词来代替它，包括对它批评最严厉的人在内”。

在这个新词还没有引起太大争议的时候，它一度对历史学家最有诱惑力。如果不考虑时序颠倒，他们将试图对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历史考察，从古代巴比伦到古希腊、古代中国、古罗马、我们西方的中世纪和印度。泰奥多尔·蒙森和昂利·比兰纳等最有名的史学前辈都与这一尝试有关，但后来却惹出一场风波。不慎受牵连者无不遭到指责，蒙森首先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其实也并非毫无道理：怎么可以随便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可是，保尔·韦纳认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驳倒熟知古代经济的学者米歇尔·罗斯托夫采夫。J.C.旺勒尔在东南亚经济中只肯看到行贩。卡尔·波拉尼对历史学家谈论亚述商人一事肆意嘲讽，虽然成千块书板记录着商人间的信件往来。在许多场合，这是让一切都屈从于马克思后的一种正统观念：在18世纪末工业生产方式形成前，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

就算如此，这不过是用词问题。无需指出，研究旧制度下各社会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史专家，当他们说出资本主义一词时，绝不会想到亚历山大·格尔申克隆平心静气地所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现代的工业体系。”我曾说过，昨天的资本主义(不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只占据一个狭窄的平台。那么，怎么能够说资本主义是个扩张到整个社会的“体系”？资本主义毕竟是个与它四周的社会和经济整体不同的，乃至异质的独立世界。它被确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同后来出现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相对而言，而且也是同社会和经济整体相对而言，其实就是同范围广阔的“非资本主义”相对而言。借口“真正的”资本主义将在19世纪产生，从而拒绝承认昨天经济的这种两重性，也就不能懂得所谓资本主义前期拓扑学的意义，而这对分析过去的经济至关重要。如果资本主义选定某些地点作为它的居住场所——并非一时疏忽，那是因为这些地点有利于资本的再生产。

节选自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译，商务印书馆年版）第二卷第三章第一节，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

附录丨谈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研究——年鉴学派埃玛尔专访

问：今年是布罗代尔诞辰周年，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人来说，布罗代尔可谓大名鼎鼎，但我们主要是透过他的著作来认识他的。想请您介绍一下您认识的布罗代尔。

莫里斯·埃玛尔：布罗代尔是历史学家，要认识他，我认为还是要谈谈他的史学研究，特别是他的三部核心研究——《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未完成的《法兰西的特性》。这三部大书，每一部从构思到完成都经历了二三十年。

首先就是《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以下简称《地中海》）。布罗代尔出生于年，从年开始构思这本书，年完成资料的整理，年他在战俘营开始写作，年作为其博士论文完成了答辩。年出版了第一版，年出版了第二版。也就是说，从年开始构思算起到年，经历了四十年的时间。这就是布罗代尔的成名作，奠定了他的史学生涯的基础。很长时间，说起布罗代尔，大家都会认为，就是那个写了页大书的人，批评者也质疑他是不是还能写出第二本书来。

布罗代尔的第二本书是《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下简称《资本主义》），同样这本书也是经历了多年才完成的。-年，在布罗代尔筹备出版《地中海》一书的第二版的过程中，他同时也在准备写作《资本主义》。这本书的主旨是14-18世纪的欧洲经济史，但他把欧洲经济史放在了全球视野下，讨论其在全球发挥的作用——注意，他写的不是世界经济史，是全球视野下的欧洲经济史。

这部书的写作中有一点曲折。原本布罗代尔计划只写两册：物质文明和资本主义，这两册书在年都已经写完。但年发生了石油危机，于是，《资本主义》一书由两册变成了三册。因为，石油危机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资本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元素，就是金融。这套书的第一册出版于年，第三册出版于年，三册出齐之后，布罗代尔又对第一册进行了改写。

就在《资本主义》第三册出版后的一个月，布罗代尔就开始写作他的第三部书——《法兰西的特性》。在动笔写作之前，对这个研究布罗代尔也已思考了近十年，-年，他在法兰西公学退休前最后两年的课就是讲这个内容。布罗代尔的书写作时间都很长，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年11月，在《资本主义》这部书出版之后，一些朋友在出版社聚会为他庆祝，布罗代尔跟朋友们说，我要开始写作下一本书了（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写一本书要二十年），所以二十年后再相会！那时他已经76岁了。这个时候布罗代尔已经知道，他不一定能够真正写完这部书，但他确实是为这部书工作到了最后一刻。

布罗代尔去世于年，享年83岁。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他是很幸运的，因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他的脑力并没有衰退，一直可以清醒地写作、思考、以及与同事进行交流。

尽管在此之外，布罗代尔还发表过一些文章，但这三部巨著才是理解布罗代尔学术脉络的关键。布罗代尔最著名的概念自然是“长时段”，而这个概念反过来也可以用来描述他的写作模式：他每次都是用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一个宏大主题进行完备的思考和整体的把握，而不是以每两三年一本书的速度处理一系列的小问题。我需要强调他这种长线的写作模式，因为这是布罗代尔的著作持久不衰的独创性所在。

问：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标志性人物，其后则有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等学者。像勒华拉杜里，他也是布罗代尔的学生，受年鉴学派的影响，而他的著作《蒙塔尤》，是一部广为学者熟知的微观史著作——有学者将其看作是年鉴学派的转型。在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是什么样的存在？

莫里斯·埃玛尔：“年鉴学派”，这是美国人的发明！布罗代尔及相关研究传到美国后，美国学界就称之为AnnalesSchool。后来这个说法又回到了法国，就是你说的“年鉴学派”。但是我也认可现在法国还存在年鉴学派，但它不是师傅带徒弟这样的形式。当然《年鉴》杂志有一代又一代的主编，你可以视其为年鉴学派的阵地，但《年鉴》并没有想要把诸如“长时段”、整体史这样的观点强加于人，他们的编辑思想是推动他们认为有新意的、对后人有启发的研究。其实，年鉴学派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史学潮流，类似于年代毕加索等人所代表的“巴黎画派”。

在布罗代尔之后，如你提到的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他们都是布罗代尔的学生，但布罗代尔与其之前的年鉴学派的奠基人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并不是师生关系。布罗代尔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博导，算起来，起到导师作用的可以说是费弗尔。这里要说说布罗代尔前半段的人生经历。

布罗代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高中教师。-年，这十年他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所中学教书，业余在图书馆广泛阅读。其后的-年是他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法国和巴西政府签订协议，在圣保罗建立了一个大学中心，布罗代尔被聘任为那里的教授。这是一段至关重要的稳定的学术积累期，每年布罗代尔有半年的时间在圣保罗授课，有四个月在欧洲的休假（这还不包括游轮往返时间），休假时，他就在地中海世界广泛旅行，查看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地区的原始档案。年，36岁的布罗代尔被聘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四部（历史学部）的高级研究员。次年，战争爆发，他作为预备役军官应征入伍。年6月，法国战败，布罗代尔成了战俘，被关进战俘营，直到年5月。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一书就是在战俘营期间写成的。

费弗尔是《年鉴》杂志的创刊人。布罗代尔与他相识于巴西，年二人一起乘船从圣保罗回到法国，此后即开始了长久的友谊，布罗代尔任职EPHE第四部时，他们也是同事。布罗代尔在战俘营写作《地中海》一书时，没有资料，资料都在巴黎的家中，他全靠记忆来写作这本书，五年内七易其稿，每一稿都是一气呵成，不作修改。一稿写完就寄给费弗尔，费弗尔再在回信中，与他不断讨论，并鼓励他，布罗代尔根据讨论结果再从头重写。他们的这些通信到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布罗代尔构思的变化过程。

我们这次上海中法瑞研讨班的主题是“文化流通”，而《地中海》在二战期间的写作也是一个有关“流通”的故事。被俘期间，布罗代尔换过多个不同的战俘营。军官身份使他的待遇比普通士兵稍好一些，有条件进行写作，当然也只是稍好一些而已。他没有钢笔、墨水，文稿也只是用铅笔写在小本子上，信件要受到德国当局的审查。他的稿件都寄给巴黎的费弗尔，费弗尔再寄给住在阿尔及利亚娘家的布罗代尔夫人，夫人再将其一遍遍地用打字机打出来。《地中海》的成书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完成的。在战俘营中写作，对布罗代尔来说，也是解放心灵的一种手段——通过写作梦想自由的世界。今天的学者总是杂务缠身，很难像布罗代尔那样，有五年心无旁骛的写作时间！

问：您怎么看布罗代尔研究中的“长时段”？

莫里斯·埃玛尔：“长时段”是布罗代尔提出的最有名的一个概念。他的研究处理的都是“大”问题，这是他的学术特点。所以，你看他，一部书写成都要二三十年。

“长时段”是布罗代尔在《地中海》一书中提出的。说到这本书，我还想在这里提到的是，布罗代尔写作这本书时有一个思考的转变。早在战俘营写作之前，最初其师长建议其研究16世纪下半叶菲利普二世的外交政策，这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军事史的命题，后来在写作中觉得不对，于是把这个命题彻底反过来思考，变成了“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世界”，如此一来，书的焦点不再是不是君主在一个朝代、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的外交政策，而是这个地理区域本身。地中海——这片海域和环绕它的陆地——成了他要叙述的“传主”。当然地中海不是封闭的，在地中海沿岸有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和交融，十五世纪以来又有欧洲人开辟的通往印度和美洲的新航路，由此而产生的物质、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这是布罗代尔最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为地理空间做传的历史学家。

《地中海》全书的架构也是非常独特的，蕴含了布罗代尔对时间的思考。《地中海》分三卷，每卷讲一个时间维度。第一卷是“地质时间”，描写地理环境所代表的硬性边界，这不是在倡导地理决定论，而是要理解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如何在这些限度之内去组织他们的日常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例如选择的农牧模式、耕种的谷物种类。这就是他所说的“长时段”，几乎是恒定的，变化及其缓慢。第二卷对应的是中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口、经济波动的周期，是战争/和平交替的周期，它以三五十年、一个世纪为单位——例如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它深刻地影响着作为集体的人的生活，但身在其中的人往往直到一个周期结束才能察觉这种波动。最后，才是第三卷述及的“事件”，这是第三个时间维度。最初布罗代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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