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畔的法兰西学院，被誉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最高殿堂，40位院士皆为终身制，各有其坐席，只有某位院士辞世之后，方会选出继任者。院士被誉为“不朽者”，地位尊崇，大革命前甚至享受皇室成员的待遇，但在年至年坐在法兰西学院圆顶大厅之下的外交家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却在上个世纪遭千夫所指。

本文选自龚古尔文学奖得主阿明马洛夫的《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文汇出版社，年8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年10月7日，在孔蒂河滨道发生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俄国尼古拉二世沙皇正式访问巴黎，来参加学院的一次例会。有人说他是以这种姿态表示要追随他的远祖彼得大帝的榜样。

彼得大帝，说实在的，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类会议。年5月，他前往学院所在地——那时还在卢浮宫里；但是他像平时一样，也没有对谁说要去。有两位院士碰巧在那里，急忙让他参观会议厅；大厅是空的，他转身就走。

尼古拉二世沙皇和亚历山德拉皇后，他们要来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会议；他们也就给他安排一次。学院几乎全体都到齐了；缺席的只有两位，其中有沙勒梅尔，那一天他已生命垂危。

有几人致欢迎辞，有一首平庸的应景诗，然后围绕词典上的一个词展开讨论：动词“animer”（给以生命，赋予活力）。院士们机智幽默，各显神通，沙皇本人也发言参加讨论。他兴致很高，准备延长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但是那天晚上在市政府还有一场欢迎会，然后在俄罗斯大使馆有一场宴请，又接着在法兰西喜剧院有一场盛大演出……下午五点，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用手指点戳他的表，表情谦卑。皇帝点点头，立即起身。其他在场的人也同样做。

三星期后，传出沙勒梅尔的死讯。在选举他的继任人的日期确定之际，学院却意外收到有阿诺托先生本人签名的参选信。

这种做法不合时宜，甚至有点不适当。外交部是共和国最有威望的政府部门之一，部长一直还在任上。他不久前还以这个身份参加过一次私下会议。他难道是在利用自己的职权“夺门而入”吗？这对学院来说真是左右为难。要是说“不”，这岂不是让大家以为是在蔑视法国政府；要是说“是”，如何又不让人觉得屈服于特权？

话虽如此，毫不否认，那人具备当院士的一切才干。他若在其他场合自荐，大家或许不会惊奇，甚至还会庆幸他这样做。他是个天才的历史学家，工作严谨，文笔清新；不但是知识型人才，也是人人尽知的实干家，要不怎么年仅四十就已经做上了法国外交部领导人？有些人看不惯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做法，则发牢骚说，他太懂得实干了。

到了投票那一天，那是年4月1日。在这次会议上有两把椅子空缺。一把椅子在第一轮便投票结束。另一把椅子，第一轮投票无人获过半票数，包括外交部长；进入第二轮，然后又进入第三轮；最后在第四轮选出，仅有一票之差。这样做显示了学院的“集体智慧”，他们不欣赏他的做法，也要执意表示出不满，但做得还是含蓄，有分寸。

阿诺托意识到这是给他的小小下马威，倒也不生气，对同仁也不耿耿于怀。他坐上这把椅子长达四十七年，出席率还比大家预料的要高。另一方面，他的外交生涯不久后突然结束，逼迫他回到安静书斋生活，从事研究与写作。其实这也更适合他的脾性与天赋。

他年11月出生于庇卡底一个公证人家庭，在声名显赫的巴黎文献学院学习。后来他在回忆录《我的时代》中叙述，他一头钻入档案资料中，忘记钟点，忘记日期，甚至忘记进食。他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放下档案工作，这完全是由于那位他与大多数同胞尊敬崇拜的甘必大的干预，他以前从未见过甘必大，甘必大有一天则召他来办公室，“分配他任务”。

这是在年6月。阿诺托还是个青年历史学家，二十七岁，非常用功，名声不响；他在图书馆搞研究时，有一个论题启发了他，想要深谈，于是给《历史杂记》专栏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甘必大与朋友创办的《法兰西共和国》日报。这位政治人物那时是国民议会主席，但是对自己的日报还是十分关切，他非常欣赏阿诺托的文章，它谈的是南特敕令，亨利四世颁布此敕令，结束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甘必大觉得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应该在法国提出类似敕令，借以结束共和派和君主派之间、教权主义者与世俗主义者之间等等没完没了的争吵；由于《历史杂记》的文章是不署名的，他询问总编辑这位作者的身份，表示希望跟他见面。

阿诺托在《回忆录》中叙述他怎么在波旁宫的办公室里受到这位大人物接见。“我一下子就被征服了。他五官端正、气色清朗，用独眼观察，可以说心灵也独一无二，声音温和，有点嘶哑，显得更亲切，思想睿智，心地坦诚，待人宽宏亲切，伸出手来有礼有力。总之一句话，他本人及给我的接待使我全身感到他的气场，自后任何东西，即使是离别与死亡，都不能够驱散。”

甘必大被“党派之间的南特敕令”这个概念吸引住了。他对此谈论了很久，提到实行以后对国内外关系的好处。突然，他对着发愣的客人大吼一声：“别搞您的档案了！参加政治吧！听到吗？我们需要人才。明天，您要是不占个位子，获取经验，那就会太晚了……过来吧，给我们带些青年来！”

面对这样的召唤，尤其是一位生前已成为传奇人物发出的召唤，阿诺托怎么会无动于衷呢？此外，对于一位热爱历史的人，不但可以参与叙述，而且还可以参与行动，这个诱惑是巨大的。

他起初在甘必大身边工作，后来他成为另一位接近神话般的人物朱尔费里的办公室主任。这两人在今天都属于共和国创建者行列中的人物。他们是朋友，多数情况还是政治盟友；但不总是这样，他们有时也意见分歧，甚至还完全对立。前者在后代看来，是共和国力挽狂澜的象征。后者在人们的记忆中一直是共和制学校的创始人——世俗化、免费入学、义务教育，有时也忘了他另一方面却是建立殖民帝国的积极鼓吹手之一。在他的思想里这甚至是教育政策的自然结果：法国有责任给人民提供最好的教育；同样，它有义务给世界其余地方推广启蒙知识。很少人谈到“文明使命”像这位左派人士那么确信和雄辩，他是个坚定的共和派、人文主义者和共济会成员。

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裂，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保卫殖民地逐渐变成民族主义者和右派政党的特权，而左派则避之唯恐不及。在这件事上，今天的人很难理解19世纪最后三十年人们的心理状态：阿诺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看到“多亏了费里”，议员们开始使用那时还很陌生的一个词“殖民地政治”，由衷感到高兴。

费里担心的一件事甘必大也担心，那就是法国人遭遇年的崩溃，意志消沉，在感情与思想上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人质。民族主义以复仇作为一切事物的出发点，念念不忘这件事必然造成一种不健康的氛围，人人都相互责备对方叛国或巴结敌人，寻找替罪羊。这两人谁都没有活到德雷福斯事件，但是他们已经在担心会发生这类事。在他们看来，要解决法兰西民族的问题，不是长年累月生活在爱国的狂热中，而是埋头苦干去建设一个繁荣的国家，有稳定的政府机构和经过良好教育培养的青年。从这个理论来看，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殖民帝国显然是一步妙棋，避免面对强盛的东邻国家处于弱势地位而“另辟蹊径”，在全世界人的眼里证明法国还是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他们说，一旦时来运转，国家还是可以报仇雪耻，收复失去的土地，但这不是可以依靠群情汹汹会取得胜利的。“矢志不忘，但尽量少说”——这是甘必大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问题的叮嘱。

阿诺托从来不是个空头理论家，也不是个战士；但是对事物的看法跟他认识的大人物们相差不大。他在议会和外交使团待过一阵子，在年5月当上外交部长。他执行的政策是贯彻他们关心的事。这方面他作出一些成绩，但是也造成自己的失败。

进入奥塞河滨道的外交部时，他遇到的难题可以归纳如下：法国在德国的铁掌之中，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与英国联盟；问题是英国知道这个用意，利用它为自己谋利。

比如说在埃及这个问题上。巴黎在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希望大家承认它在埃及的事务中享有跟英国类似的监察权，在尼罗河河谷地区进行某种形式的“双方共管”。我们从甘必大的信函知道他对此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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