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又去了一次红房子。餐厅似乎又大修过了，初看富丽堂皇，细看就不大对劲了：水晶吊灯、洛可可风吊顶、风景油画、zellige花色地砖、原木色桌子混搭在一起，大厅闪烁着黄色加紫色的幽暗调子，好像电影里赌场的布置，也像那种名曰“维也纳皇宫大酒店”的感觉，有点滑稽。旁边一桌是三个东北口音的年轻姑娘，坐在那里或看手机或发呆，明显在等人。远一点的那张桌子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上海老爷叔，高谈阔论，来此地聚餐怀旧。

点了几道招牌菜，上菜速度极快，几乎每分钟上一道，把我惊到了。想起几年前在莱顿的某次八人晚餐，上饮料半小时，喝饮料半小时，开胃菜和主食全部上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当东欧服务生问我们是否还要甜点时，几位领导吓坏了，连连摆手说不要了，再吃下去估计要半夜了，他们要休息倒时差。红房子的酸奶油鳜鱼和罗宋汤是不错的，而煎银鳕鱼和烙蛤蜊就抱歉了，当然也可能是我的味蕾与审美变了。

作为一枚80后上海女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彼时上海的西菜馆还是一种罕见的存在，绝没有今天服务大众街坊的博爱之情，下馆子开洋荤并非常事，关于那几家老西菜馆的道听途说之辞，神秘又腼腆。

第一次去红房子西菜馆是在年的夏天，适逢父亲回国探亲，带我和母亲去那儿用餐。记得红房子西菜馆的店面在陕西南路长乐路拐弯处，旁边有一处绿化带，用铁丝栅栏围着。为了寻找记忆中的画面，我翻看了流传在网上的老照片，那时红房子西菜馆的整栋房子由一座小洋房改建而成，沿街墙面刷成了红色，店门不大，上方悬挂着一块红白相间的大招牌，分别用中英文书写店名。入店吃饭，印象中并非是餐点如何美味，而是安静的环境与别致的用餐方式，一套陌生的西式刀、叉、汤勺，仿佛将我带入一个与筷子、调羹气氛完全不同的场所，用现在的流行语叫作“仪式感”。这种“仪式感”让人庄敬、兴奋，又徒增出几分怕出洋相的惶恐感。记得当时店里的客人不多，说话大都轻声轻气。服务员上菜时井然有序，温和有礼。我第一次在大人的嘱咐下学着左手拿叉、右手拿刀，喝汤的时候用汤勺小心翼翼地由里至外地反舀，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印象难免有些淡，但这种陌生而略带紧张的“仪式感”至今难忘。

事实上，红房子西菜馆的大多数菜式皆属于经过改良的海派法式西餐，是在特殊环境下的灵感迸发或无奈选择，如烙蛤蜊的诞生缘于食材供应断档的历史背景，华尔道夫沙拉、冰糕等是借鉴了美式与意式食物的灵感，还有一些如罗宋汤、炸猪排等几乎成为每个上海家庭的自制家常菜式之一。二十一年前，我念初中时，校长女士曾通过学校闭路电视，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吃西餐，我们手头和她盘中示范的正是炸猪排和罗宋汤这两道菜。多年之后，我恍然大悟炸猪排和罗宋汤乃是彻彻底底上海人臆想中的西餐模样。它们取自本地传统食材，与本帮嗜甜、喜厚味的口味相合，其制法与味道却无不流露出浓郁的异域风情的影子，它们源于异邦，却满身皆是在地的脾性，它们唤醒了每一个上海人对于西餐的初味觉。

小时候唯一一次在红房子西菜馆的体验，之后廿余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各式境遇下的上海不同西菜馆品尝，但大多只是浅尝辄止，也并未滋生出对西餐的太多热爱，未料想在欧洲负笈时，西餐的感召力如魔法一般被激活了。令我感慨的美味各不相同，比如海牙某个温馨的意大利小餐馆里的北海龙虾意面，比如阿格里真托堪称惊艳的芝麻微煎金枪鱼。回到宿舍，我会跟着超市免费季节食谱、网上视频，或凭着餐馆里的记忆和自己的想象力，复制出一道道菜肴。在凄风苦雨的天气做一道橄榄油番茄红椒香草大蒜焗海虾，在漫长寒冷的冬季做一道比利时菜火腿卷苦苣，在平安夜做一道牛油果灰虾青柠沙拉，在乍暖还寒的初春做一份苏里南风味蛋黄酱三明治。身处异国他乡，自制的西菜同样也能带来满满的治愈感。

再想起红房子西菜馆时，它已搬迁到了淮海中路，每一个曾经的食客也许都会轻叹一句，很多年了，味道好像没变，却又好像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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