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一书出版后，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争议，并屡遭主流人士抨击，作者甚至在加拿大遭到起诉，一些机构甚至要求查禁此书；但本书也得到保守主义者的支持，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现任总统特朗普。

本书中的不少预判，在图书出版后屡屡被现实证明，比如“伊斯兰国”一类势力的兴起，欧盟的不稳定（就在中文版付梓之时英国脱欧）等。西方政治精英们也把此书作为处理复杂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重要参考书。之前“世务”也曾介绍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参见：美国的孤独：穆斯林冲击下，西方已面目全非）。

超深刻的视频！西方眼睁睁看着末日降临

以下是《美国独行》年版前言的上半部分：

这究竟是一本啥样的书？

这么说吧，它在加拿大被禁，估计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了。

先且不说被禁的事儿，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简言之，它揭示了“当前世界的消亡厄运”。“二战”之后60年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即将终结，由美国及其跨大西洋的欧洲盟友们所开创并维护的欣欣向荣的全球荣景，也行将随之一并香消玉殒。这还只是我们当前面临诸多问题中的小菜一碟，真正的大问题在于，秩序的变化或许仅仅是一个征兆，一个更深程度上文明衰落与精神崩溃的不祥征兆——在西方陨落之后，我们的未来将彻底毁于非西方文明之手。

因此，这着实是一幅宏阔的图景——或者，你可以将之理解为一场真正的战争，一个刀光剑影的真实战场。这场战争并不是你现时所知的“反恐战争”，由于使命模糊不明而又充满妥协逃避，“反恐战争”早已不见任何成效；它也并非反恐背景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所能代表，伊拉克和阿富汗确是这场战争的重要前线之一，但不过只是两个次要的战场。

我们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并非由伊拉克的逊尼派三角区或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中的几个山洞所引发，说得再明白些，是由一个相比而言更加处于世界中心的地带——大部分的“西方世界”所引发的。它囊括了欧洲大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最终也必然将美国拉下水。如果美国无法找到新的盟友以替代旧的伙伴，它终将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悲凉地陷入一种遗世独立的逆境之中。

与伊拉克的前线战事不同——那里常有“恐怖分子”在热闹集市和清真寺发动血腥的爆炸袭击，西方世界的这一前线看似更加平静，虽然偶尔也会发生恐怖袭击——比如，年2月底，正在哥本哈根的沙滩上享受日光浴的丹麦人就遭遇了一场恐怖爆炸；此外，还有不少曝光度虽小但其实死伤率极大的恐怖事件，如在加拿大多伦多和美国达拉斯出现的“圣战”，以及在瑞典发生的数起令人匪夷所思的坠楼事件，多少年轻的穆斯林女孩儿稀里糊涂地从公寓阳台上“不慎”失足，坠入了死亡的深渊。

然而，刨去这些令人发指的流血事件，即便在看似宁静的日子里，敌人也正在毫无休止地蚕食着我们的土地。即便没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即便没有人开着飞机撞向纽约的高楼大厦，即便没有人炸毁马德里、伦敦和巴厘岛的火车、公交和夜总会，即便所有这些可怕的恐怖袭击都未曾发生，即便我们不曾看见一颗冒着硝烟的子弹，我们其实已然深陷于自我迷失的重大危机。

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危机？没错，这正是我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所即将深入探讨的主要问题。本书于年秋季首次面市，在迄今为止的两年多中，我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虽还未像我所预言的那样彻底消亡，但我相信在此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已然证明了我的论证并非无稽之谈。《美国独行》首次出版后，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的电子邮件，不少读者愤愤地写道：“好吧，如果欧洲真的正在走向消亡，那为什么除了你和寥寥几个不受待见的疯子之外，没见几个人在认真讨论这事儿呢？”我必须说，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的人开始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了。我不妨举个例子：

我们所能预期的下一场全球动荡，迄今在人类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上面这话是摘自本书某处的一句危言耸听的诳语吗？还是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年起作为《欧洲人周刊》的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暴动。退休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书籍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引发争议）晚年著作中被出版商删除的某句咒怨吗？都不是，这句话摘自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各区域人口情况报告》，该报告探究了年世界各国最新的官方人口数据，同时预测了未来40年全球的人口变化趋势，认为这一变化的规模和速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该报告显示，中欧、东欧都将出现人口的巨幅骤减：德国人口将减少10.3%，波兰人口将减少20.5%，俄罗斯人口将减少24.3%，保加利亚人口将减少35.2%。吊诡的是，西欧的人口却将出现增长——然而，这一增长的原因却几乎都要“归功”于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众多非西方移民。（参见：反向殖民：第三波世界人口变迁与大政治）

再重复一遍：上面那句话可不是我说的，那是联合国说的。由于不敢逾越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同时又本着非批判的态度，联合国的报告并没有点明这一“全球动荡”的地缘政治影响。没关系，我的这本《美国独行》将为您说清道明。当位处大西洋另一端的欧洲盟友们陷入人口的螺旋式消减，以及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半伊斯兰化进程时，美国又将如何独善其身？其实，不光美国的盟友正在历经此一劫数，甚至它的一些宿敌也同样无法幸免于难——或许，当变化来临，美国也不再需要与之为敌了。

《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作者：（加拿大）马克·斯坦恩

译者：姚遥

《美国独行》的中心论点是：西方世界正在走向一场自发形成的种族灭绝灾难，而穆斯林将成为这场灾难的直接受益者。本书于年底发行之时，我本来期待着由这一论点引发一场热烈的论战，然而，美国的《纽约时报》却拒绝评论本书，加拿大的《环球邮报》（GlobandMail）则用一种看似权威的口吻抨击本书“可能是读者所见关于西方与伊斯兰关系的众多著作中最为粗俗下流的一本”。

今天看来，上面这话都可以当作百老汇的戏词儿来听了！批评家威廉·克里斯丁概述了本书的内容，先是对其嗤之以鼻，继而称它“粗俗下流”，可是之后却没有任何下文了。他写了这么一篇辞藻华丽、言辞激烈的长篇大论，却并未清晰说明，如果本书的论点存在软肋，那软肋究竟是什么。

有些批评家妄言我把书中的人口数据夸大了：“哎哟喂，谁不知道呀，意大利的人口出生率不是书中所说的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2胎，而是1.25胎；所以预测欧洲在年或年之前会完全伊斯兰化是何其地荒唐，真到了那时候再操心伊斯兰化的问题也还嫌早吧？？”好吧，他们才懒得深究这些细节的。

还有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推论是这样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正在走向衰落，但是还不至于像斯坦恩（Styn）说的那么快吧；你瞧瞧，尼亚加拉瀑布流得慢着呢，所以根本没啥好担心的；坐回你的独木舟里去吧，拿起你的夏威夷四弦琴，然后高唱一曲《天下一家》的流行小调，这一唱起码还可以再混个好几十年呢。”

以下段落出自记者约翰·哈里（JohannHari）在英国著名杂志《新政治家》中发表的书评：

《美国独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指南，预言了欧洲在大约年前后终将“伊斯兰化”的历史命运。到那时，欧洲从表面上看“桃花依旧笑春风”，大部分基督教堂与林荫大道仍然坐落于罗马、伦敦和巴黎。然而，“人面不知何处去”，伊斯兰政党联盟已经赢得了法国大选——而这还仅仅是整个欧洲政治高层在“伊斯兰化”进程中所倒下的又一块多米诺骨牌而已。君不见，荷兰和丹麦已经颁布了禁酒令，欧陆上的大部分女性蒙上了面纱，同性恋酒吧纷纷关门大吉、集体搬迁去了美国旧金山。

该书提出，西方人的“大败退”始于5年前，自那时起，“传说中更大版图的法兰西”开始日复一日、毫无休止地向着一个“更大版图的波斯尼亚”进化。最后的纯种欧洲人在亡命天涯之际，也只能诅咒过往那些鼓励“大规模移民和文化多元主义”的不堪回忆了。回到眼前，人们已经日益清醒，年发生于英国的地铁和公交爆炸以及年发生于法国的汽车焚烧事件，都还仅仅是“欧洲陷入由伊斯兰化所引发的内战的初级阶段”。这片孕育了人类现代化的欧洲大陆注定要走向“社会崩溃与法西斯复兴”的明天，也注定将陷入“由伊斯兰化所引发的漫漫长夜”。由此一来，美国只能孑然独行，成为抵抗“返古化”悲剧的最后一个西方国家了。

上述言论并非让-马利·勒庞所领导的法国右翼政党的狂热宣传，而是近期《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一本奇书的大胆预测，这本书已然使得美国的右翼人士们神魂颠倒。马克·斯坦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前电台音乐主持人，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权威专家，甚至与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一起被奉上了右翼政治的神坛。

嚯，我倒真想瞧瞧，等到穆斯林人口在欧洲总人口中真的过半，这些说风凉话的人可要如何是好。不过，《美国独行》是不会告诉你这一天将会何时到来的，确切日期是由一系列因素综合决定的，白痴才会去预测。决定穆斯林人口数量的因素不仅包括出生率，还包括了信仰改变和外来移民的速度，而法国和荷兰恰恰正经历着上述所有变化。

更进一步说，不用等到穆斯林人口成为多数族群的那天，在穆斯林人口占20%到50%的国家中，只有3个称得上“自由国家”——塞尔维亚、苏里南和贝宁。所以，就算欧洲的非穆斯林族群暂时仍占多数，也并不能代表什么，伊斯兰族群和非伊斯兰族群之间有一个人口比例平衡点，在这个平衡点上双方势均力敌，遇到问题首先进行斡旋，而这个平衡点远非人口数量相等那么简单。

在那位评论家哈里先生看来，为了证明欧洲的“伊斯兰化”就妄言日后穆斯林定会赢得政治选举，简直令人笑掉大牙。好吧，那咱们先别预测年、年或年的选举，咱们就着眼当下吧。年，布鲁塞尔迎来了一位新市长——弗莱迪·蒂莱曼斯（FrddyThilmans），在他所执掌的社会党的核心党团之中，除他之外另有17名成员，以下是这些核心成员的名单：

1.法蒂玛·阿比德（FatimaAbid）

2.穆斯塔法·阿姆拉尼（MustafaAmrani）

3.萨米拉·阿塔尔比（SamiraAttalbi）

4.穆罕默德·布坎塔尔（MohammdBoukantar）

5.菲利普·克洛斯（PhilippClos）

6.让·巴普蒂斯塔·德克里（JanBaptistdCré）

7.艾哈迈德·科迪比（AhmdlKtibi）

8.朱莉·费兹曼（JuliFiszma）

9.弗乌茨亚·哈利奇（FaouziaHarich）

10.卡琳娜·拉利阨（KarinLaliux）

11.玛丽-保莱·马赛厄斯（Mari-PaulMathias）

12.伊万·马耶尔（YvanMayur）

13.摩尼亚·迈齐巴尔（MouniaMjbar）

14.穆罕默德·奥利亚·吉里（MohamdOuriaGhli）

15.马赫福德·鲁姆达尼（MahfoudhRomdhani）

16.谢夫凯特·特米兹（SvktTmiz）

17.弗莱迪·蒂莱曼斯（FrddyThilmans）

18.克里斯蒂安·万·德尔·林登（ChristianVanDrLindn）

此时此刻，在布鲁塞尔的执政党党团之中，18位核心成员里竟有10人是穆斯林。换言之，欧盟首都早已被穆斯林占多数的政党抢走了执政权。在美国，民意代表的进退通常已是滞后的政治风向标，比如，佛蒙特州出身的帕特里克·莱希，是该州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员，但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把佛蒙特州看作民主党的大本营。我母亲就是比利时人，假如时光倒转30年，你跟她说布鲁塞尔将来会变成一个由穆斯林政党执政的城市，她肯定会说你是疯了。

诚然，穆斯林不是一个单一族群，以比利时为例，来自土耳其和来自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之间，有着毋庸置疑的显著区别，但尽管如此，在这些穆斯林的共性面前，讲德语的弗拉芒人和讲法语的瓦隆人之间由来已久的族群争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长此以往，到了公元年，比利时可能还会因伊斯兰的教派冲突而四分五裂，不是变成逊尼派国家，就是变成什叶派国家了。

我们可以质疑欧洲“伊斯兰化”的后果为何，或者对“伊斯兰化”的速度进行争论，但断不可怀疑“伊斯兰化”正在发生的事实。我还发现，《新政治家》的那位评论家——约翰·哈里——其实是个同性恋者。“9·11”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就写了篇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专栏文章，吹嘘他秘访了位于伦敦的一座激进派清真寺，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勾引了一个渴望一战成名的青年激进派圣战分子。

某种程度上说，哈里的这种自满来源于他的另一种自信——对自己有能力蛊惑大众的自信。他坚信，只要西方世界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大开绿灯，即便是伊斯兰学校里严守教律的年轻人最终也会拜倒在西方社会的魅力之下。把希望倾注在穆斯林身上，奢求他们会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感化，我只能送君一句话：祝美梦成真。

有一个名叫布鲁斯·鲍尔的美国同性恋者移民到了欧洲，他认为欧洲比美国更具“包容性”，但现在，鲍尔貌似对欧洲的情势并不看好了：

上个月的某天，我在罗马作了一场演讲，解释了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思想是如何助长了高度僵化的宗教激进主义在欧洲的传播的，同时阐述了随之而来的种种暴行，尤其是“暴力反同性恋运动”（指由于对同性恋所抱持的非理性的恐惧和憎恶心理而对同性恋者实施暴力的行为）。回到酒店后，我给一个身在挪威奥斯陆的“同志”打电话，却被告知就在不久前，他在一个公交车站被两个穆斯林青年拦住，其中一人问他是不是同性恋者，然后竟掏出一把匕首。他赶紧跳上一辆刚刚靠站的公交车，那个穆斯林青年在他跳上车时还踹了他几脚。若是那辆公交车没有及时到站，后果可就难以估计了。

现在，“反同性恋运动”正在许多过去以“包容性”著称的欧洲城市如火如荼地展开。譬如，年，同性恋报刊《华盛顿“同志”》（WashingtonBlad）的编辑克里斯·克雷恩，即曾在阿姆斯特丹被一群穆斯林青年暴打。针对此类事件，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称，随着“反同性恋暴行”在荷兰愈演愈烈，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当局已开始委托专业民调，探究到底是何原因使得摩洛哥移民把同性恋者当作攻击的目标。

我的天呀，这个问题的确好难，我也好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不过别担心，阿姆斯特丹大学有着最棒的智库，他们研究发现：

一半的犯罪活动都系摩洛哥族裔的男性所为。专家认为，这些移民在社会中长期备受欺凌，因而选择袭击他们认为处于社会阶层中更低端的群体作为报复手段。另一个比较入情入理的说法是，这些袭击者可能也在纠结于他们自己的性取向，无法接受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事实。

说得好啊！把这帮摩洛哥青年说成是“不敢出柜的同性恋者”，肯定能缓和阿姆斯特丹的紧张局势！琢磨这事儿的时候，你是不是觉着那些从土耳其来的青年移民们看起来也有点儿“娘”了啊？

淡定，啥事儿也没有，什么“反同性恋运动”，不过就是一些穆斯林“同志”们因为找不着同性恋夜店而发泄情绪罢了。对于此事，任何其他的解释都将是——那词儿是怎么说的来着？——“危言耸听”。《经济学人》说，我的书是“危言耸听者的信条”；英国《卫报》称，“斯坦恩的论点确实是危言耸听”；甚至在加拿大，塔里克·法塔赫和法尔扎娜·哈桑竟然在我曾参与撰稿的杂志——《麦克莱恩斯》（Maclan’s）上，把这本书称作是——没错——“危言耸听”。

好吧，我也真是够了。我算是明白了，我写的这本书就是：危言耸听，危言耸听，危言耸听。

那么问题就来了，没错，你到底是听到什么危言了呢？年2月，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谈时，坎特伯雷大主教作了一场出言不慎、荒谬至极的演说。他提出用单一法律来约束所有人是极为危险的，所以将伊斯兰教法引入英国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看到这里，你还是无动于衷？

好吧，这也不能怪你，其实正在悄然蔓延的伊斯兰教法，在西方世界早就已经登堂入室了。在这位主教大人演讲结束后短短几日，英国政府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政府就双双批准了法案，给予数千个组建了“一夫多妻家庭”的男性赡养其所有妻子的福利金。还是无动于衷吗？

加拿大爆发反穆斯林示威两派敲锣打鼓互怼群殴

好吧，即便英国政府公开谴责了大主教，称他的演讲“危言耸听”，但却依然同时骄傲地宣称“伊斯兰债券”（指以资产支持的、有稳定收益的、可交易且符合伊斯兰教法精神的信托权证。伊斯兰教法规定穆斯林禁止收取利息，所以伊斯兰债券的本质其实是一种租赁债券。这种债券名义上并不支付利息，但是给投资者支付以该债券为基础资产的“收益权”，也即把利息租金化）的引入，将使伦敦成为伊斯兰银行业的全球枢纽。依然无动于衷吗？在英国，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护士，在充斥医院里拒绝对相关器具进行清洗，理由是进行清洗工作会裸露出胳膊，那显然不合乎伊斯兰的教规。现在，你还觉得我所说的都是危言耸听吗？

也许，你对敲响的警钟充耳不闻是因为你连穆斯林清真寺里传出的宣礼之声（也称唤礼，即呼唤穆斯林到清真寺叩拜真主。为使声音传播得更远，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一般都会装有扩音器，由宣礼员用阿拉伯文诵念宣礼词，召唤穆斯林速来礼拜）都没有听见。在《美国独行》的后半部分中，我曾引用了吉本（爱德华·吉本，—），英国近代历史学家，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史学界的代表人物）的一段名言：

法国普瓦捷市曾是西欧穆斯林的弄潮之地。对于穆斯林摩尔人来说，引发骚动固然只是偶然，可一旦他们遇到机会，就绝不会停下脚步，而一定会挺进巴黎，一路迈向莱茵河，甚至愈行愈远。

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DclinandFallofthRomanEmpir）中曾这样写道：“到那时，也许牛津大学的老师都在讲解《古兰经》，受过割礼（割礼分为男性割礼和女性割礼两种。男性割礼即切除全部或部分阴茎包皮，女性割礼为切割生殖器，再进行缝合。穆斯林、犹太人和澳大利亚土著人都有割礼风俗）的人们也正在聆听布道，学习穆罕默德那些来自天启的真谛。”果有此事，欧洲已不再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若非不少盎格鲁-凯尔特人已经移居北美，他们也得变成穆斯林，正如吉本在书中所言：“普瓦捷只是世界历史开始被颠覆的起点罢了。”

果不其然，在普瓦捷市被穆斯林折腾年之后，英国牛津市的中央清真寺已开始一天三次朝向城东宣礼。《每日邮报》（ThDailyMail）的彼得·希钦斯（PtrHitchns）这样写道：“牛津，这个深得英国文化精髓、深具基督教精神的城市，这个自由思想的发祥地，正在被迫接受着清真寺的宣礼，那声音从宣礼台的扩音器中飘散出来，越过无数座房屋的尖塔和圆顶。如果这还没有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那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威胁得了我们了。一座英国城市每天定时定点地播报真主安拉的至尊地位，我看这称不上包容，而是对于一种异质文化的俯首称臣。”

事实上，与另外一些因非宗教性而自鸣得意却其实已然被“伊斯兰化”的欧洲城市一样，牛津市一点儿也没有“深具基督教精神”，更没有“深得英国文化精髓”。伊斯兰可能确实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不像基督教只令人想到空无几人的英国教堂的尖顶，它代表的是如今英国穆斯林势不可挡的一股力量。

让英国通过伊斯兰教法？让组建“一夫多妻家庭”的男性拿着本国纳税人的钱白住在多伦多？算了吧，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你要是敢在年9月10日提出这些建议，大部分英国人和加拿大人肯定要骂你有病，但仅仅几年之后，这些事看起来根本就不足为奇了，就算继续对穆斯林一次又一次地妥协让步，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一个处于沉睡中的文明社会被嗡嗡作响的闹铃吵醒，它睡眼惺忪地要把闹铃硬塞到以“文化多元主义”为标签的柔软蓬松的枕头底下，然后再接着闷头大睡个十年，要唤醒这样一个社会谈何容易？

某些断言本书“危言耸听”的读者，其实承认西方世界正在“伊斯兰化”（加拿大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增加了一倍），但他们否认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他们看来，伊斯兰银行业，这个可以有；一夫多妻制，也没什么不好吧；圣战，嗯，也可以吧，别太过就行了。这种自以为搭上伊斯兰教法的快车，过个几站点后就能自由下车的妄想，简直就是自信心爆棚。

是什么人让你如此自信，坚信一切都可以“不越线”？坎特伯雷大主教这种大人物吗？还是安大略省社会福利部门的官员？西方世界已经不是由这些声称可以“不越线”的人所操控的了——看看他们现在已经退让到了什么地步吧，再过5年，这群人指不定还会做出什么妥协。事实上，既不知道底线到底在哪儿，也无从指认谁才是可资信任之人，这种自以为“文化多元主义”可以稳住事态的想法，简直是不靠谱之极。

伊斯兰教的刑罚是残酷的，尤其是对犯错的女人

为了呼吁引进伊斯兰教法，坎特伯雷大主教列出了一长串西方和事佬的名字。其中有一位荷兰的内阁部长声称，假如荷兰公投通过了引入伊斯兰教法的决议，他绝对没有任何异议；另有一位瑞典的内阁部长也表示，大家应该对穆斯林亲切友善一点，这样等到穆斯林真的成为欧洲的多数人口，他们也会对我们报之以琼瑶。此外，大主教还为引入伊斯兰教法作了更多辩护，他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西方的穆斯林就将“面临在文化忠诚和国家忠诚之间的两难抉择”。

然而，大主教并没有进一步把话说透。在一个成熟社会中，“文化忠诚”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国家忠诚”挂钩。然而，这位主教大人反倒退了一步，声言对伊斯兰教的忠诚（不是单纯的信仰忠诚，而是政治—文化层次的忠诚）与对英国王室的忠诚是难以共存的——甚至可以取而代之的。

不过，他说的倒也是事实，流在血液中的“文化忠诚”永远比普通的公民身份更有分量，特别是在现代多元文化环境中，这种后国家时代的身份认同其实更加脆弱不堪——可叹的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如今推崇的恰恰就是这种公民身份。所以，当“国家忠诚”仅仅象征着英国、加拿大或者荷兰的一本护照，“文化忠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才显得愈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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