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NatureofMulti-nationalStateinChina

唐勇，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学与民族法学；李占荣，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宪法学与民族法学。

中国的历史演变奠定“多民族国家”属性的基础，中华民族由古代的华夏族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而成，演变成一个主权民族，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描述了中国的民族现实。在新时期，中华民族与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城市少数民族、多民族家庭、国内国际环境和民族关系法治化共同形构了“多民族国家”属性的新样态。

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

《宪法》序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意味着，《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属性。厘定“多民族国家”属性的基本含义，对于提高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的确认

纵观中国历史，秦汉时期确立了统一的多民族政权；隋唐时期结束余年的割据状态，重新走向统一，并且壮大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宋辽金结束唐末70年的割据状态，演变为年的南北对峙；元明清时期再度巩固多民族共建中华的结构，尤其是建立了少数民族主导的政权形式，最终为今天的多民族中国奠定民族和疆域的基础。民族多元、经济交流、文化交融构成“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展开。清末以降，这个多民族共同体逐步进人国际体系，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的交流与纠葛中，学政两界对民族概念的争论颇为热烈。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概念，并提出一种分析结构，即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小民族主义，而合国内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大民族主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小民族主义转向了大民族主义，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和傅斯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论断显然体现大民族主义。在纷繁复杂的概念厘定过程中，潘光旦的见解很好地解释了民族、种族与国家的关系，为中华民族语境中的多民族共存现象提供了进一步解说的空间。“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民族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是国家识别和个体认同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认识是清晰而连贯的，在革命根据地时期确立民族平等、反对压迫的基本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各民族团结的抗日统一战线。年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作编写课本，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第一节“中华民族”，清晰地阐述了中华民族语境中的“多民族国家”现实：在中国的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年《共同纲领》第l条宣告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说明了新中国是由国内各民族共同建立的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

新中国面临的一个现实状况是，生活在中国境内“数十种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并不明确，而且自梁启超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以来，“民族”“国族”“种族”“宗族”“旗人”“回回”等概念纷繁复杂，没有公认的概念及其明确的指代，国家就难以有效开展民族工作。因此，区分数十种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名称的辨别成为国家民族政策落实的前提。也有学者注意到，我国在建国后参照苏联的做法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居民申报、填写民族成分的现实需要推动了20世纪50年代启动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最终确认56个民族。自此，《宪法》序言中宣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被确认为56个民族的团结统一，并通过第5条第3款“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的规定，贯穿到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当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规定。其结果是，每个公民的民族身份在社会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被赋予政治意义，并上升为法律概念。嗣后，包括《中国的人权状况》(年)、《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年)、《中国的政党制度》(年)、《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年在内的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都使用了“56个民族”或“55个少数民族”的国情描述。

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民族识别确认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属性，即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中华民族由古代的华夏族不断与周边民族融合而成，演变成一个主权民族；而华夏族作为主体民族则发展成为汉族，汉族与其他55个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描述了中国的民族状况

民族识别的成就在于明确了两个层次的“民族”范畴及其构成。费孝通先生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对两个层次的“民族”范畴作了理论概括，具体包含三个论点：(1)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汉族作为一元发挥凝聚作用；(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不仅描述了文化上的尤其是心理素质上的民族层次关系，还在国家法权结构上创设了从“人们的共同体”向“法律的共同体”转变的理论。

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主权“将对于民族归属的主体性感受与对于现代政治文化的认同合而为一。由此，现代主权理论同地域主权经验两相契合，二者共同服务于国家构建，同享一个共同的历史基础”。自年威斯特伐利亚约开启的近现代民族国家运动，就是通过主权这个拟制的法律概念，将生活在特定区域内、共享特定历史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塑造成一个“法律的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生活的特定疆域演变为主权所辖的领土，共同体自身演变为掌握主权的人民。民族造就了国家，同时国家定义了民族。这个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造就英、法等老牌西欧国家时是自然而然的。例如，年光荣革命后，主权从君主转移到了人民，整个英吉利民族行使人民主权，民族国家英国得以诞生。法兰西民族国家和德意志民族国家也是同样，西欧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模式奠定了世界格局的基础，并被奉为现代国家理论的圭臬，但却无法直接解释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例如，美国的《独立宣标志着国家的诞生，而构成这个国家的民族并非单一，尤其是联邦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出台之后，公民的范围扩大到白人之外。因此，美国需要以公民权为标准将公民个人统合起来，归于“美利坚民族”这个概念之下。这就将不同种族和不同民族的人通过一个高层次认同的“美利坚民族”范畴演变为掌握主权的人民，美利坚民族就成为享有国家主权的主权民族。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多民族国家诞生，都是通过主权民族的拟制、构建和认同才得以实现的。例如，年宣告独立的苏里南共和国，其民族构成包括印度斯坦人、克里奥尔人、印度尼西亚人、丛林黑人、印第安人等，而《苏里南共和国宪法》在第1条中构建了“苏里南民族”，作为享有苏里南共和国主权的主权民族。

西欧式的民族国家理论用主权概念完成了从民族到国家的跃迁。这种理论在诠释多民族国家的产生机理与存在基础时，不得不借助于主权民族的构建，从而完成人民主权的合法性证成。主权民族是超越了个人所属族群的最大的民族认同事项，与“国族”“政治民族”具有相同的外延和内涵。对于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国家而言，从个体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上升为集体意义上的当家作主的人民，同样需要借助于主权民族的构建。自三皇五帝以来的历史传承形成了自在的中华民族，清末的列强侵扰萌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又使中华民族走向自觉。中华民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同义词，年，笔者在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和西北民族大学在校生群体中开展的民族观念问卷调查显示，82．7％的被调查者认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优先于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同(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别为86．8％和75．2％)，反映出被调查者对中华民族一体的高度认同。用在两岸治权尚未统一的当下，中华民族也是两岸同胞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中华”二字被台湾地区大量公共服务提供商用作商号，例如，民国元年(年)邮传部改为交通部，台湾地区的“大清邮政”亦改为“中华邮政”(ChunghwaPost)，沿用至今；以台北为主运营中心且由政府参与创办的航空公司取名“中华航空”(ChinaAirlines)；目前台湾地区最大的固网电信、数据通信及移动通讯公司取名“中华电信”(ChunghwaT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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