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里南

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

发布时间:2017/8/22 12:56:50   点击数: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应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学习他们如何“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的同时,也要学习他们如何以优美的文笔感染人,以便为我们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助力。

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谈到《共产党宣言》的传播情况时说:“它在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至于《共产党宣言》传播何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恩格斯没有说明。37年后的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道出了其中奥妙:“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原来,《共产党宣言》描述的“新的世界观”不胫而走,载“道”之“文”,即“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功不可没。套用中国一句古语并反其意而用之,就是“言之有文,行之必远”。

作为马克思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共产党宣言》,开头便出语不凡,用欧洲反动势力群起而攻的“幽灵”提起全篇,反证当时欧洲革命的燎原之势:“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问充分论证主题:“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结尾气势磅礴,与上述石破天惊的论断相呼应:“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种新颖而别致、生动又活泼的表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特色: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以逻辑思维深化形象思维,以形象思维丰富逻辑思维,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有理论魅力,又有文采魅力。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应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惜,迄今为止,理论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仍如凤毛麟角。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不揣浅陋,愿以挂一漏万的拙文呼吁同道对这一课题加强研究。但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懂德语,无法体会原文语法修辞的特点和妙处,拙文所谈心得,全部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译者们“信、达、雅”的译文。一、马克思著作中的文采《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通过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检验他发现的唯物史观的“辉煌的成果”(恩格斯语)。马克思通过这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年法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强调无产阶级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该书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说:我要证明的是,“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这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路易·波拿巴,是怎样“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呢?马克思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就像演算儿何定理一样,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准确无误地揭示出路易·波拿巴得以推翻共和、复辟帝制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指出:站在波拿巴背后的,是法国社会中人口最多的小农阶级。这个阶级固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彼此孤立、相互隔绝、形同散沙,毫无凝聚力和战斗力。他们无力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坐等他人的庇护和赐予。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小农阶级的这个致命弱点,实现其皇袍加身的政治野心的。马克思的上述论断,也是用“透辟而鲜明的语言”来表述的:“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问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了;一批这样的村了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自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问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问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问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基于这种鞭辟入里的剖析,马克思揭示出法国小农阶级的实质:“波拿巴土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的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土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是理论经典,也是美文经典。在第一卷中,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入手,相继揭示出劳动二重性、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分配和流通等内涵,特别是“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马克思对于这些思精体大的理论阐述,还是借助挥洒自如的精湛文笔。譬如,马克思以犀利的笔锋,入木三分地揭露了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对劳动者的血腥剥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问,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问,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援引的注解,文字也极其俏皮,与他的论断相映成趣。如:“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挺而走险;为了%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问法律;有%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又譬如,他用言简意赅的文字,预言了资本对劳动者剥夺必将引起的严重后果:随着“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梗桔。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研究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作。其中对巴黎无产阶级独立走上历史舞台的热情讴歌,以及对六月起义饮恨喋血的高度评价,堪称美文观止:“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一一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问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阶级之问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问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一一劳动与资本问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问,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一一红旗。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考察殖民地的姊妹篇。马克思在这两篇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对印度古老社会的冲击和历史作用,一方面鞭挞了英国殖民主义给印度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对于这样深奥的理论,马克思却能够用明自晓畅的语言表述得眉清目楚:印度的家庭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竞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了,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二、恩格斯著作中的文采恩格斯是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是著书立说的文友。他们自合著《共产党宣言》以来,多年合作,致力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阐发,彼此心领神会,形成了极其相似的写作风格,使得二人的文笔难分轩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释家庭的起源与发展,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国家产生的原因与阶级本质,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理论精品。全书立意深邃,行文优美。譬如,对国家产生渊源的描述:“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问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他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又譬如,对私有制如何改变氏族对外战争的性质并促使氏族社会瓦解的描述:“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深壕宽矩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入文明时代了。”再譬如,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描述:“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反杜林论》是恩格斯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40年代产生至70年代中期的理论成就,深刻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扛鼎之作,也是文理交融的典范之作。譬如,书中《引论》对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表述,可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这种纵横裨阖的宏论,简直是神来之笔,非语言大师莫属。又譬如,书中臧否人物,笔端总是带着感情,而且爱憎分明。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和傅立叶,给予热情而公正的赞扬:“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儿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对自命社会主义信徒、猖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杜林,则给予无情的嘲讽和批驳:“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且使之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即《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一一笔者注)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即《哲学教程》—笔者注)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一一这种在今天看来儿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儿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而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儿个惊人的例了。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一一等于零。”《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阐释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的专著,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也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譬如,论述自然科学必须以哲学为指导时强调:自然科学家不是以这种哲学为指导便是以那种哲学为指导,“自然研究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羞辱哲学,才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而这些范畴是他们从所谓有教养者的那种受制于早已过时的哲学残渣的一般意识中言目地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的哲学课中听到的一点儿东西(这种东西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分属于极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瞥脚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杂烩)中取来的,或是从各种各样的哲学著作中缺乏批判的和杂乱无章的读物中取来的,一一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整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辱骂哲学家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整脚的哲学家的最整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整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又譬如,论述到人与动物的本质差别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一一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的文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鸿篇巨著质文俱佳,书信短章也是如此。一般说来,书信这种文体看似普通而又普及,人人都用,随想随写,可是写起来特别是写得好却很难。如果不得要领,就会千篇一律,空话套话连篇,读后味同嚼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却独出心裁,不落陈套,或庄或谐,或褒或贬,清新隽永,皆有文采,真是篇篇精品,句句珠矶。譬如: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信安年科夫评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谈及奴隶制“好的方面”,如叙家常,朴实亲切,入情入理,启人深思:“至于奴隶制,那么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惟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问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在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如何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年4月9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情同手足,语重心长,读之如坐春风,如沐秋阳:“你的书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恰好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了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儿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年12月12日,马克思致信路·库格曼,谈起妇女问题另是一副笔调,幽默、诙谐,令人忍俊不禁:“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自痴将军夫人(《选集》编者注:即玛丽·戈克。戈克的德文发音同‘自痴’相近)。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选集》编者注:‘女性’按德文直译为‘美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年4月12日,马克思致信路·库格曼,笔调格外庄重严肃,因为这是总结一个用血的代价换取的教训:“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又譬如:年11月6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评论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要言不烦,切中肯肇:“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了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一一《选集》编者注:《资本论》—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像火花一样地闪耀,而不是有联系地出现。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基础性研究的情况下苦思冥想出这样多正确的东西……年8月25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评欧·杜林的《哲学教程》,则是触景生情,由情入理,自然天成:“在海滨浴场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作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作是自然的,所以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庸俗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又开始支配一切,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了。”年7月14日,恩格斯致信弗·梅林,实事求是,论人论己,用语谦逊,真诚感人:“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问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年10月15日,恩格斯致信约·菲·贝克尔,缅怀挚友,言发肺腑,催人泪下:“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掉了马克思之后,我应该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儿乎是没有错误的。”年4月初,恩格斯致信玛·哈克奈斯,谈书论史,思想深刻,造语精妙:“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问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儿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嫁人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文采年9月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有关部门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送的《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甚为不足,是在理论和文词”,并具体指出该件的缺点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有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领,势如破竹之态。”又深入分析作者“构思写文”出现上述缺点的原因是,“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最后呼吁全党提高写作水平:“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语重心长地提示全党重视写作,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主张。早在年,他就告诫包括“一切工作干部”在内的“宣传家”改进文风,免得写出的文章“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为了防治这一弊病,他在《反对党八股》中大声疾呼:要博采众长,想方设法提高驾驭语言的能力。他说:“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同时还指出,“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是学习语言的途径之一。笔者认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批评“构思写文”中存在的四个“不大懂”的弊病,应当引起理论工作者(自然包括笔者在内)的高度重视,他指出的矫治上述弊病的途径也值得理论工作者认真遵循。他倡导从外国语言中吸收写作营养,首选自然是外国的名家名著。但是,对于理论界来说,受益更直接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以,理论工作者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学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笔,尤其要从文章学的角度借鉴他们调动雄厚的学养和丰富的语言“炼意”、“炼句”的功底,力争“构思写文”做到精确、精练和精彩。精确是概念、判断、推理准确,不模棱两可,不似是而非;精练是材料取舍得当,表述文约意丰,不拖泥带水,不画蛇添足;精彩是谋篇布局巧妙,语法修辞考究,不矫揉造作,不以词害意。这样的论著才能言之有物,言之有文,犹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才能从中筛选出一段或儿段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闪光出彩的语言。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里,经典论断和经典语言,俯拾皆是。譬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先进理论的两段论述:“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朴素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又譬如,关于宗教的论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再譬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们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再譬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述:“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问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作为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要归功于它的理论魅力,但其文采魅力也不容忽视。因为博大精深的理论是科学体系的“神”,清新优美的文笔是科学体系的“形”,只有神形兼备、完美结合,科学体系才能血肉丰满,容光焕发,魅力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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