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普鲁姆是一位鸟类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教授，他还是耶鲁大学毕巴底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脊椎动物学馆长。他颇具影响力的研究，已经涉及从发育生物学和古生物学，到光学和物理学等数个不同的学科。图片来源：《发现》杂志

（文/VeroniqueGreenwood）理查德·普鲁姆（RichardPrum）在以山林美景著称的美国佛蒙特州南部长大，他对鸟鸣声有着高超的分辨能力，还从当地园艺俱乐部的女士们那里，学会了如何将迁徙的鹰与林莺区分开来。随便打开一本野外记录簿，这位美国耶鲁大学的鸟类演化学家，把手指上放到了这一天上——年11月17日。那天，他 次到海上观察鸟类，在他的“生物名单”上添加了20个新品种，把总数提高到了种。那时他7年级，他说，“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间。我花费了无数精力，只为深深地重温那段时光。”

那种追寻的快感却从未消退。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普鲁姆开始研究南美洲侏儒鸟。当时，对于这类鸟儿的求偶行为还没有详细的描述。他把研究生阶段的所有时间以及之后的几年，都扑在了对侏儒鸟的研究上，给它们编制了“家谱”，标示出了每一种侏儒鸟的演化位置。

在灿烂的职业生涯早期，普鲁姆周游世界记录鸟类求偶的歌声和舞姿。然而，一场严重的听力丧失，迫使他离开了野外工作。普通鸟迷可能会就此退缩，但是，普鲁姆对鸟类的痴迷更深。他带着一系列的发现重新脱颖而出，这些发现改变了学界对“羽毛究竟起何种作用”及“交配仪式如何推动鸟类演化”等基础问题的理解。

如果要用一个特征来定义普鲁姆的科学追求，那就是：坚定地拒绝科学教条，坚持从大自然本身寻找答案。年，普鲁姆获得了 基金会天才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跨学科研究能力的认可。

普鲁姆在接受《发现》杂志的采访时，和记者维罗尼卡·格林伍德（VeroniqueGreenwood）讨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是什么赋予了某些鸟类令人惊艳的色彩？现代鸟类是如何从恐龙演化而来的？美貌和雌性的选择在演化中有何种重要作用？

鸟类学家之路

记者：您是怎么对鸟类产生兴趣的？

普鲁姆：我小时候是个不修边幅的书呆子，会做些蠢事，比如翻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背诵关于吃东西的纪录。4年级的时候，我戴上了眼镜，也是从那时起，我突然开始关心周围的世界。不久之后，在美国佛蒙特州曼彻斯特镇的约翰尼苹果核书店里，我看到了《彼得森野外鸟类观察指南》这本书，当时我的反应是——“哇，这真酷。”我妈妈记下了这件事。于是，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本鸟类指南，我和鸟类相伴的生涯也由此起飞。

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十足的乡下，打开后门就是树林和田野。我认识许多年长一些的女士，她们是园艺俱乐部的成员。这些女士有车，而且十分喜欢鸟类。于是，开始对鸟类着迷的我，便经常和这些女士一起去观鸟。她们教我野外生物学，比如认识植物、花卉、蕨类等。而我则深切渴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够四处旅行，去认识更多的鸟儿。

梅花翅侏儒鸟。图片来源：《发现》杂志

记者：您选择鸟类学作为终生事业一定是天性使然。

普鲁姆：其实，我那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鸟类学。整个高中阶段，我都以为自己注定会成为一名公园护林员。直到我成为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上了一门面向大一新生的研讨课，我才接触到科学的世界。一位室友在开学的 周说：“嘿，这门课适合你——《南美洲鸟类生物地理学》。”我听了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早就对南美洲心向往之了，那里是地球上鸟类种类最多的地方，对物种形成理论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记者：南美洲的鸟类品种繁多，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普鲁姆：低洼地带的热带雨林中产生了大量不同种的鸟类，却不存在明显的地理隔离屏障，来推动不同谱系走上不同的演化路线。如果有一座山脉横亘在其间，物种形成就容易理解了。但如果是一片连绵不绝的森林，这就是个难题。

所以，南美洲这么多的物种是如何演化出来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而这就是那次研讨课的主题。授课教师是雷·佩恩特（RayPaynter），他在鸟类学领域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且在许多传闻中，他还是个非常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但是，上他新生研讨课的这一小撮学生，对他来说是特别的。他喜欢这些学生，也非常了解痴迷鸟类的年轻人。他用一套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钥匙，表达了对我毫无保留的欢迎。现在，这套钥匙依然躺在我办公桌的抽屉里。我敢肯定，几十年前他们就换了锁，我却依然保留着我的钥匙。

那个博物馆有着数量巨大的鸟类标本收藏，总数大约有30万件。当时，我的18岁生日刚刚过去一周，从那一刻起，我就不断接触到世界 的鸟类收藏。要是大厅对面没有几十万只死鸟，我的头脑就不能正常运转。那就是我的图书馆。

记者：在上过佩恩特的课之后，您的科学生涯就开始了，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普鲁姆：那时，我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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